李维汉

 

沈体兰

赖亚力

 

孙起孟

笔者在最近发现的一份“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里看出，其中列了8位秘书长的办公电话号码和秘书处办公室、行政组、文书组、新闻处办公室、摄影组、庶务处等的电话号码。这是一份珍贵的档案材料，可以从中看出新政协筹备会早期的组织架构。8位秘书长都是统一战线的著名人物，但把他们的生平事迹综合介绍的机会还不多。本期为读者介绍中的4位，敬请关注。
李维汉

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显示，筹备会秘书长是李维汉。
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和李维汉等14人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马列主义。1922年回国后，他便投身革命。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在给湖北区委的王荷波、项英送指示信和活动经费时，因接头地点暴露，险些被捕。1925年，在参加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害的葬礼时，因一个叛变者告密，又遇险情。1928年，敌卫戍司令部“探到”李维汉在汉口的住所后，夏明翰护送他转移脱身，但第二天夏明翰不幸被捕，于3月20日牺牲。
1932年，李维汉在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进行了8个月的短期培训，在结业回国的火车上，遭到朝鲜、日本、中国各两人共6个人的围困和盘问，他凭借机警、沉稳的性格又逃过一劫。
1933年，李维汉在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部长。在长征中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在担任定边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时，开创性地开展了民族工作，他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系统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
1940年10月，李维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1942年9月到1946年4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他在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设“三三制”政权，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取得了经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维汉与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这位党外人士促膝谈心，虚心听取李鼎铭的意见甚至不满、牢骚、指责与批评。他多次在窑洞中与贺连城、霍子乐等党外知名人士深谈，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团团员王若飞同志因飞机失事遇难，李维汉即接受中央指派，飞抵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在重庆和南京，他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等人同国民党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他经常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阴谋，团结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撤回延安。在飞机上，李维汉说：“谈判是破裂了，但我们是满载人心回延安的。取得人心，是一年来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周恩来对此非常赞许。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立刻得到热烈响应。当时，许多民主人士聚集在香港，中央把迎接他们到解放区来的任务交给李维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钱之光、连贯等人经过周密安排，先后把所邀民主人士都送到了解放区。
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将城工部改组为统战部，李维汉由城工部副部长改任统战部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此时，一些民主党派代表和著名民主人士如百川归海，纷纷从香港和国统区到达解放区。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维汉在此热情接待了陆续抵达的党外人士，如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何惧、吴晗、符定一等，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并与符定一、吴晗、周建人等在反复磋商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北平和平解放后，李维汉即风尘仆仆奔赴北平，逐个访晤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吴耀宗等人，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面临的形势，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名义，组织一些党外人士参观解放区，举行各种茶话会、座谈会和报告会。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开幕。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被推举为常委会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的名额、名单。
沈体兰
“我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二位是沈体兰。
沈体兰1899年出生于江苏周庄的一个书香世家。东吴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成回国后，于1931年担任上海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校长。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投入其中并进行广泛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他奔波于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之间，与爱国人士陈巳生、吴耀宗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与沈钧儒、阎宝航等发起组织东北社，与李公朴、章乃器发起组织时社。面对反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疾声呼吁抗日救国，并发起坚定坚决的抵制日货活动。他还先后聘请数十位包括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在内的中共党员到校任教，把抗日救亡爱国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宗旨，麦伦中学也成为当时上海为数不多也是历时最久的进步学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体兰为宣传抗日，在奔走国事上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靠拢中共驻沪办事处，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向上海爱国民主人士介绍西北苏区之行的见闻。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就是由沈体兰筹款出版的。1938年他加入了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1938年冬至次年夏，沈体兰作为其代表赴印度、英、美等国，在印度与尼赫鲁进行座谈；在英国伦敦多次参加“人民之友”社的座谈，在牛津大学作《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演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抗日救国的演说，并会见美共人士，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归国后，他和吴耀宗组织在沪国际进步友人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
皖南事变发生后，由沈体兰主编的《上海周报》全文刊登了中共方面的声明，并专门制版刊登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2年，沈体兰担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随校迁至重庆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说：“沈先生是大学校长中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
抗战胜利后，沈体兰在成都与张友渔、吴耀宗及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等组织大学教授联合会，指导成都学生的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枪杀学生流血惨案，12月9日，在华西坝举行的追悼昆明殉难烈士大会上，沈体兰发表了悲愤沉痛、慷慨激昂的演说。
1946年夏，沈体兰回到上海，继续担任麦伦中学校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他和周谷城、张志让、马寅初、楚图南、叶圣陶等人在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下，组织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每次联谊会会议和活动，都由沈体兰主持，集会的场所也都是由他设法解决。联谊会的教授们每次讲课的主旨，不是激励学生的爱国思想，就是斥责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对于这个主旨，沈体兰不仅带头，还在报纸上公开说：“我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
1947年，沈体兰与马寅初等人联合28位民主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教育人权保障会”，并发表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师生等6项抗议。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沈体兰等上海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与周谷城、张志让等联合发起“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参加全市反美爱国、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学生的集会游行。美国特使魏德迈召集所谓“民间调查座谈会”，沈体兰等民主人士在会上慷慨陈词、仗义执言，并当场轰走了魏德迈，成为轰动上海的爆炸性新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沪演讲时，沈体兰同样不畏强权，质询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公开表示坚决不要、坚决不接受美国人的“恩赐”。
1949年2月初，沈体兰从上海秘密抵达香港。28日，在中共香港分局巧妙安排下，沈体兰精心打扮成“船员”模样，与乔装后的陈叔通、王芸生、马寅初、包达三、傅彬然、张䌹伯、赵超构、柳亚子、徐铸成、曹禺、郑佩宜、郑振铎、郭绣莹、冯光灌、叶圣陶、邓裕志、胡墨林、刘尊棋、张志让、吴全衡、宋云彬等2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分批登上了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英国商船“华中号”，离开香港，奔向解放区。
为消除这趟秘密航行中的单调氛围，“船员”们就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如猜谜、即兴诗作接龙、趣闻轶事专场晚会等。在一次晚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建议全体“船员”合唱一支歌。选唱什么歌？沈体兰说：“‘八·一三’淞沪抗战，学校遭炮火轰炸，但麦伦中学的学生们都很坚强，常聚在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相互激励。为此建议，我们合唱这首《义勇军进行曲》……”3月5日下午，华中号轮船在解放区烟台港靠岸，神秘“船员”们在此完全公开自己的身份。
赖亚力
“一位真正勤勤恳恳的人”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三位是赖亚力。
赖亚力是四川省内江县田家镇人。他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大学经济系。1934年，24岁的赖亚力任教于北京私立大同中学。在任教期间，他向学生们积极宣传抗日和民主进步思想。这一年，他经许德珩教授介绍，去往当时住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研究室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梓木，其言行直接影响了赖亚力。
1935年10月30日，冯玉祥离开泰山去南京时，赖亚力跟随一同前往。事实上，从这时起，赖亚力便成为冯玉祥实际上的政治秘书。
1938年，经李克农和王梓木介绍，赖亚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进行秘密工作。
1939年，赖亚力随冯玉祥前往重庆，在那时，蒋介石派冯玉祥为第三区督练长官，督练重庆附近的三十六军。当时，王梓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赖亚力也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在这里，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赖亚力谈话，让赖亚力转达：“请冯玉祥将军勉励在不同战线上正同日寇作战的部队，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充分准备、勤奋操练、准备杀敌，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赖亚力如实向冯玉祥汇报了这次谈话内容，冯玉祥极力赞同叶剑英的意见。
1941年夏，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赖亚力与王炳南等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重点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赖亚力向冯玉祥将军汇报了同王昆仑、王炳南等交换意见、研究对策的情况。冯玉祥听了很高兴，要赖亚力继续参加这种会面，并随时向他报告。
此后，赖亚力和冯玉祥先后到了美国。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赖亚力不以旧部身份而以朋友身份对冯玉祥进行帮助。当时，“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要求集中骨干，分工准备配合冯玉祥的国际活动。随即，赖亚力、吴茂荪和王枫等5人联名发快邮代电邀请冯玉祥到美国东岸参与加强反美援国的领导工作。冯玉祥欣然前往，在纽约作过多次街头演说，反对内战、反对援蒋，引起国际舆论轰动。
1948年7月31日，为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赖亚力陪冯玉祥将军全家乘苏联邮轮返回祖国。但不幸的是，轮船于9月1日航行中遭遇失火，冯玉祥和他女儿冯晓达不幸在黑海遇难。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秘书，赖亚力在冯玉祥身边的日子里，一直向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冯玉祥能“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赖亚力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冯玉祥也这样评价赖亚力：“有一位赖兴治先生，是四川内江人，在北大读书，为人忠诚谨慎，是他应办的事，都是万分努力，不但是一位天才，而且是一位真正勤勤恳恳的人。”
孙起孟

党外布尔什维克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四位是孙起孟。
孙起孟1911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1918年，随父母迁居苏州。1929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任训育主任。1936年，应黄炎培之邀，孙起孟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赴重庆，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主任。
1939年夏，孙起孟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孙起孟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愈加紧张，很多共产党员需要转入地下工作。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职的孙起孟，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周恩来为解决副官、红军老战士钟韵夫妇的职业掩护问题，亲笔写信给孙起孟。孙起孟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安排钟韵夫妇住在职教社，并委任钟韵为总务主任。钟韵利用学校总务主任这一身份的有利条件，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云南办事处的储藏室里，架设了一部秘密电台，及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现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里，还陈列着一部电台实物，它的存在不仅是作为纪念，更多是向观者讲述孙起孟掩护“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钟韵机智勇敢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发送情报的故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孙起孟与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等爱国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的相关事宜。12月16日，民建宣告成立，孙起孟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1946年1月，民建举行招待会，发布民建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来祝贺的。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公开宣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起孟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
1948年12月26日晚，李济深、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20多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离香港，开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孙起孟一行到达沈阳，受到中共代表李富春、张闻天的热烈欢迎。到东北之后，他们先后参观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使他们观感一新、心情激动。
2月25日，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罗叔章、胡子婴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天津的李烛尘、资耀华也于同日乘车到达。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都已陆续到达北平。
孙起孟到北平后，随即抽调到筹备新政协的具体工作事务中，住进中南海，开始了更加繁忙的工作。
（作者朱彦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专家，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