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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其人其事
汪东林/人民政协报  
2024-10-19 08:17 字号
 张学良(中)与张学铭(右)、张学思(左)三兄弟合影

张学良(中)与张学铭(右)、张学思(左)三兄弟合影

青年张学铭

青年张学铭


全国政协机关办公的那个大院,原是清朝顺承王府,是张作霖的公馆,真正在这里办公、生活过的是张学良先生。我初到政协机关工作时,一位老同志曾领我参观了一遍。张学良先生在大陆生活的共有一个姐姐,七个弟弟,五个妹妹。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张学思,行四,是人民海军少将;一位是张学铭,行二,与张学良一母所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城建局副局长。
张学铭平时也常来政协礼堂开会、吃饭,我是政协委员特邀小组的小组秘书,与他有所接触,知道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初识张学铭
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张学铭是特邀小组的委员之一。这个小组是以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委员为主体的,组内不少委员向我询问张学铭来不来?我专门向大会总务组打听情况,答复说,张学铭委员患肝硬变,有腹水,随时有发生食道静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不让出院。这么说,张学铭真的参加不了这次会议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张学铭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的面前。大会总务组负责人赶来劝说,张学铭一口拒绝,最后他站起来十分坚决地说:“我只能感谢领导和医生对我的关心,但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政协会议十多年不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协商、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我还要见见那些老朋友们。就是死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不用负责!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去,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他讲得斩钉截铁,大家只得作罢。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次政协会议的气氛十分特别。无论是大会会场的间隙,还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常常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笔者所在的这个小组,这种气氛尤其突出。常常是高兴处,当场吟诗歌唱;伤心处,则出现一人痛哭失声,许多人落泪奉陪的场面。这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对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利的。小组召集人程思远先生因此几次同张学铭打招呼,关照他控制自己。
张学铭每次只是频频向组长拱手点头,并不直接答话。等轮到他发言时,却果真控制住自己,如诉家常,平心静气。但到了发言的后半部,一提到敬爱的周总理,张学铭便哽咽起来。程思远先生立即打断他,说:“张老,你身体不好,不宜激动,就先讲到这里吧。”不少委员也随着劝阻,但他摆摆手,掏出手绢捂了一会鼻子,随后猛吸了口气,又接着说:
请组长和诸位放心,我能控制住自己,但话不讲完,更憋得难受。同在座的诸公一样,周总理的大恩大德,我张学铭也是一言难尽的!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至今,已经是第42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自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
今儿个我大哥几十年身陷囹圄,一个人孤零零在台湾,与我们一大家子隔绝,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吗?岁月不饶人呵,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我张家弟兄,全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破碎的家庭要团圆!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讲不下去了。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老泪纵横,我立即请来了驻会的医生,把张学铭送回了卧室。
长兄如父
张学铭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张学良乃一母所生,张学铭6岁即丧母,父亲忙于政务军务,且有另外四房妻妾,自然没有时间管他。
直接管教他、关心他的就是大哥张学良。后来大哥成亲,军务政务也忙了,便特别叮嘱大嫂于凤至对张学铭多加照料。张学铭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张学良经常给他去信,要他用功学习,学到真本领,而不要贪图玩乐。
张学铭谈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大哥当年经常给远在日本的我写信,却记忆犹新,可惜沧海桑田,手边未存得片纸只字,多年来我常常为之惋惜。真没想到,一星期前有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来访,带给我一封当时我大哥写给我的发表在报纸上的信,要我辨其真伪。我读后确认这信是真的,但记不清这信何以在当年的报纸上发表?这信我还带在身边呢,你们先看看吧。”
张学铭说完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复印的1927年6月16日的《盛京时报》,上载《张少卿致乃弟西卿书》。书云: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喜甚。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应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这封充满同胞手足情谊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张学铭多年来对胞兄张学良的思念是一片真诚的。
回忆大哥张学良
一次,全国政协组织委员们就近到任丘、大港两个油田和天津市参观,张学铭执意报名参加。参观团允许他带人陪同,乘坐一辆小卧车。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参观考察中,笔者作为工作人员,曾有几个夜晚同他长谈,有时则与他同车,在旅途中东南西北地自由交谈。
“张老,有位委员聊天时曾告诉我,说您大哥张学良对您非常严厉,不仅小时候对您严加管教,长大之后也常对您不留情,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不知是否属实?”他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扫了我一眼,反问道:
“告诉你这话的委员是谁?能通报他的尊姓大名吗?”
我愣了一下,考虑话已说出,索性再具体一些,便接着说:“这位委员自然是您的老朋友,同我也是认识多年的,但我不便点出他的名字。他还具体告诉我这样的事,说您在(20世纪)30年代初吧,有一次坐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您大哥得知后,把您扣押起来要重处,不少人出面说情才把您保释出来,不知可有此事?”
“好了,我知道了。同你说这些的一定是唐胖子(指唐生智之弟唐生明),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道听途说,你就信他的?”张学铭一语道破,但他并没有生气,又接着说:“告诉你吧,年轻人。像我这样生长在封建大军阀家庭,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的人,身上染点恶习是不足为奇的。”
“他唐胖子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脸说我,真是岂有此理!但说到我们张家,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而且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特别是下大决心戒除了吸毒的恶习,这是尽人皆知的,也为我们兄弟树立了榜样。他自然注意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严加管教,尤其是对我。要细讲起来,真是说来话长呢……”
张学铭讲了两件事:一是张学良两次戒毒,二是张学良对张学铭的亲切关怀和管教。
原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张作霖还在世时,张学良就染上了毒瘾。抽鸦片,在旧军阀家庭是平常事,但并不是人人都上瘾的。一旦上了瘾,要戒就十分困难,没有极强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车事件中丧生,张学良当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承父业,深感责任重大,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能胜任的。张学良有了这个想法,又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规劝下,下决心戒毒。没有想到才两三天,就难受得满地打滚,甚至用头撞墙,不省人事。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既心痛又着急,便派人去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医生二话不说给张学良打了一针。
这一针立即见效,张学良自此每天打两针,鸦片烟戒掉了,精神也恢复了。全家人喜出望外,重赏了这位日本医生。但却不知道这针剂药水是比鸦片更凶的毒品——吗啡。不到一个月,张学良的身体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打针就痛苦不已。等弄清了真相去找那日本医生,那家伙早已逃回日本去了。张学良的第一次戒毒宣告失败,只得每天靠打吗啡维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33年3月,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去总司令之职,同时郑重宣布到上海戒毒,然后出国。3月1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住在张群公馆。当晚,在为他洗尘的宴席上,张学良当众表示,为了能健康地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他要借张群先生这块宝地戒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二天早餐后,张学良就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下达“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命令。
整整一个白天,张学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喝茶、嗑瓜子,没有动静。入夜,毒瘾大发,自己在地上打滚,于凤至、赵四小姐想进去,他都坚持不允许。直到用头撞墙,响声“咚咚”,随即听不见动静,于凤至等在门外呼喊,也不见回音。待打开房门,只见张学良躺在地上,额头红肿,鲜血淋淋,面无血色。
赵四小姐打电话请来美国医生,检查了张学良的心脏和血压后,给张学良注射了针剂安眠药,并对于凤至、赵四小姐说:药物对戒毒只能起辅助作用,能否成功就看张将军的意志和毅力了。
张学良就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强忍痛苦的煎熬,使毒瘾的发作逐渐减轻,直至基本控制,开始能吃能睡,体力慢慢恢复,最后戒毒成功。
张学铭在叙述张学良两次戒毒的情况后,深为感慨地说:“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所以说我大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确是名副其实的。相比之下,我这个做弟弟的,就差得远了。几十年来,我思念他,对他后半生遭蒋介石软禁直至今天仍失去自由,我一想起就要大哭一场……”
“我大哥的模样会记不清吗?”
1981年春天,张学铭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会,他常常请假,但只要稍有好转,便来参加。组长劝他不必勉强,他却笑着说:“当学生就不能老旷课,老旷课就该除名了,我这病好不了也死不了,来走动走动,可增长知识,以免耳聋眼瞎,再说对我身体也许有好处呢。”
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位委员发言中讲到,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海外中文杂志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是张学良在金门岛用望远镜眺望大陆,还配了短诗,说是“细细窥视”云云。他问张学铭看到没有?张摇摇头,随即问坐在他身边的我,政协机关有没有这份杂志?我回答说有,下次开会时带给他看。不料会间休息时,他又对我说:“我现在就想看看,你能不能回机关把杂志找来?”
他这样急迫,我只能照办,跑回机关去取来。张学铭架起老花眼镜左一遍右一遍地瞧照片,一字一句地读那首短诗。后来,别的委员也争相传看,他却坐在位子上默不作声,表情淡漠。有位委员问他:“张老,这张照片会不会造假?您大哥的模样您还能记得清看得准吗?”
张学铭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说:“废话!我大哥的模样会记不清吗?虽然45年不见,但大哥的模样我一眼就能断定。这张照片不假,但可气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也可以让我去台湾看望我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也敢去,就看国民党肯不肯、敢不敢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今世见不着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张学铭谈到这里,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
“张老不必动气伤身体。刊登这种照片,玩的是宣传把戏,无须认真看待。祖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哥儿俩总有一天会团聚的。”委员们纷纷宽慰他。
一直到散会,张学铭始终闷闷不乐。
私人交往
这一年秋天,我跟随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孙起孟副秘书长到天津,正遇上天津市政协召开常委会会议,而张学铭是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天津市政协常委的。他在会上见到我,紧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天津才是他的老家,要约我玩玩,还要请我吃饭。我说这次是有任务来的,况且有秘书长在,要玩要吃怕不方便,改下次吧。他狡黠地冲我乐,说:“好好,好了,你不就是怕孙秘书长批评你嘛,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挨批评的。”
会议开了三天,我们又留下开了两天的座谈会,在任务完成后,孙起孟同志提前一天返京,让我留下整理一份材料。下午两点,我送孙起孟到天津宾馆的大门口,返回房间推门一看,张学铭已经笑容满面、颇为得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我进去也不打招呼,我好奇地发问:“张老,您怎么来啦?”
“怎么,你还想把我拒之门外?”
“岂敢岂敢!”我连连解释道:“我只是有点意外。您老光临,我能不欢迎吗?”
“这就好。”张学铭说:“我就说一桩事,下午五点半我派车接你出去吃晚饭,这下子你没有理由推辞了吧!”
“这,这……”我竟然真的答不上话。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他站起身要走,我送他到房门口,他回头冲我说:“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现在一个人,就什么都由自己做主了。头天我不是说过,我不会让你为这些小事挨批评的吗?我这人就是说到做到。你去写你的材料吧,在房间里等着就是了。”
这天晚上,他接我到天津干部俱乐部吃晚饭,那里十分清静,客人就是我一个,加上司机一共3人。上至俱乐部负责人,下至服务员、厨师,张学铭没有一个不熟悉的。这顿便餐,一律上小盘菜,林林总总,品种繁多,色香味都极佳,是我参加各种大小宴请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们的交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一句也没有提及张学良。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孙起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进了我的房间?他笑而不答,问了几次,他才颇为得意地说:“你应该知道,我从前当过公安局长(应该是警察局长),要搞到这一点小情报,不是易如反掌吗?”我们相视而笑。
1983年,张学铭因严重的肝硬化导致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几次危及生命。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已虚弱得说不出话。我们紧攥着手,默默相视。他摇摇头,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家属提醒我,他摇头是指不想这样痛苦地活下去的意思。我强忍着泪水,大声对他说:“张老!只要通过抢救这一关,您就会慢慢恢复的!您不是还要争取同大哥见面吗?您大哥健在,您也要战胜疾病,才能实现见面的愿望。您一定要咬咬牙,坚持下去。”他默默地点点头。
这最后一段话,是每一个去探视的人都要说的。因为抢救治疗措施十分痛苦,张学铭曾几次拒绝抢救,怎么劝也不行,只有提到与大哥张学良见面,他才会增添新的力量,点头接受抢救措施,这件事不仅在张学铭的亲朋好友中,而且在全国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中也传开了。不少人说着同样的话,都产生了效果。
不到一个月,张学铭与世长辞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许多人为悼词里的一段话而热泪盈眶,这就是:“张学铭同志临终前,对由于人为阻隔未能见到日夜思念在台湾的兄长张学良而深感遗憾!”
对于每个知情者,这句话会勾起多少往事的联想!在张学铭第一次大出血经过抢救而病情略有稳定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身体不好多时,但60多岁、70多岁,都活过来了,我大哥80多岁还健在。兴许,我们兄弟团聚的日子不远了。为了这,我治病、吃药、健身,要抱定信心活下去!”
我是在场亲闻者之一,张学铭正是依仗这股力量,以他重病之身,活到了75岁。因生前最大的一桩心愿未了而抱憾终生,这是一幕何等令人伤心落泪的人间悲剧呵!
(本文作者1962年至1982年曾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后任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谷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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