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60岁以上政协委员茶话会上，语重心长地请老人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传之后代。”此后，文史资料工作成为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1963年元旦，周恩来招待7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右起）：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在一起讨论文史资料文稿。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右起）叶选平、吴学谦、杨汝岱参观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图书展。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的工作，65年来，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要求，在广泛团结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增进共识和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文史资料作为历史当事人口述或撰写的“三亲”史料，不仅记录了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也为后代提供了生动、鲜活、翔实的历史经验，因而人们将文史资料称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敬老会”上初发轫
65年前的1959年4月29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当天，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特地为年龄在60岁以上的383位政协委员举办了一场茶话会（时称“敬老会”）。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他说：“戊戌（变法）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
时隔不久，在5月1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常委会会议的预备会上，周恩来与政协其他几位副主席彭真、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毅、陈叔通、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专门讨论了这项工作，决定把人民政协征集的“亲历、亲见、亲闻”（简称“三亲”）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同时决定成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作为专门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常设机构。
此后，在这次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决定，并通过了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为主任委员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成人员。从此开创了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时至今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已经走过了65年的历程。在这65年间，从全国政协到省、地、县各级政协组织先后陆续建立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3000余个；征集各类（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社会等）历史当事人口述或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中国近现代史料达80多亿字；编辑出版史料字数达50多亿字。据不完全统计，自1959年至1995年有30余万人/次撰写提供了文史资料。
在这期间，虽然各级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都曾经历了“内部发行”阶段，但它作为鲜为人知、生动的“三亲”史料，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很多人将政协文史资料称为“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百科全书”。
由于文史资料是历史当事人亲自讲述或撰写的“三亲”史料，因而其史料上限起自戊戌变法，下限目前已延至改革开放时期，时间跨度约120年。这些内容丰富、珍贵的第一手“三亲”史料，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宝库，在保存、研究、使用中国近现代史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史资料”也因此成为人民政协编辑出版“三亲”史料的专有名词。
深谋远虑的顶层设计
政协为什么要成立文史资料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征集“三亲”史料工作呢？这看似是一个偶然，但实际上是历史必然性的使然，使人民政协在当时历史大背景下承担起这项重任。
先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责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今后是否要继续存在？它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成为高层领导较为关心的问题。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根据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将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延续下来”的指示，明确提出：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要继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继而，在1955年底，湖北省政协和省委统战部为落实董必武关于“善待辛亥首义老人，并记录他们亲身经历辛亥首义资料”的指示，决定由省政协社会组发动辛亥老人撰写回忆录，并根据辛亥老人年事高、健康差、写作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代为记录整理的工作制度。到1957年3月，《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出版。
与此同时，1956年7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军队战斗历程的回忆文集，征文要求讲述个人经历，后以《星火燎原》为名出版。共青团中央所属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也于1957年5月出版了第一集，该刊物主要是刊载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回忆录。
接着，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主持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时提出，希望大家来写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情况，交统战部或政协汇集。也许，这是促成周恩来同志提出由人民政协组织征集文史资料的直接动机。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国家开展了大规模、广泛的革命回忆录征文活动，目的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启迪来者、教育后人。当时，包括一批党的重要领袖人物和许多老一代革命家都带头撰写了回忆文章。在此期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原旧政权时期的战争罪犯，因为这些人都亲历亲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把自己经历或了解的决策或发展过程讲述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存下来，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开展爱国家爱社会主义教育很有必要。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1959年4月周恩来提出要把戊戌以来这个中国社会变动极大时期的历史资料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并明确提出：“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下来”。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民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征集绝不是出于眼前一时的考虑，而是具有十分深远的含义。
于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诞生了。这种不同于撰写党史、国史、军史、革命史的特殊做法，这种涉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表达历史话语权的重要主张，以及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下设置经常性专门机构，推动此项工作长期开展的重要决策，是一种具有深谋远虑的顶层设计，而绝不是哪个人灵机一动或凭个人兴趣就可以决定的，它体现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反映了历史必然性的战略设计。可以说，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创，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扬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
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请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留存下来，记录、整理和再现历史的真实，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有利于巩固我国统一战线各方面团结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全国人民大团结和教育启迪后人。
有人说在本世纪前中国没有口述历史，其实中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口述历史工作，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就是中国本土化口述历史的重要实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名言。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历史都是过去时，昨天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将是明天的历史；今天每个人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明日历史的印迹。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作为由历史当事人、见证人讲述、撰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就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确切地说，是为书写历史提供真实的第一手史料，即“三亲”史料。这是人民政协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赋予广大政协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表达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权利和义务。
文史资料作为历史当事人、见证人亲身回忆、亲口讲述、亲手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在征集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过去文史工作者常说的“人在史在，人去史亡”，失去了就是遗憾，这在文史资料工作历史上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因此，在以往某个时期，很多历史当事人有感于此曾感慨地说：“过去是要我讲，现在是我要讲，再不讲出来就遗憾了。”
曾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先生，生前曾积极参与关于三大战役史料的整理工作，不久因病重住院，弥留之际他在遗嘱中写道：“1949年以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眼界为之开阔，始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多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程思远在整理审阅《李宗仁回忆录》的过程中，曾非常严肃地对出版社编辑说：“随着岁月流逝，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下几代的青少年对我们经历的历史全然无知。如果我们这些当事人、见证人对现在已经写出的文史资料和回忆录不下一番研究的工夫，让错的继续错下去，那么，我们的后代就可能以谬史为信史，以假乱真，其贻害是无穷的。”并语重心长地说：“谬史之罪，诛之难已矣！”此言重于九鼎！
作为“当代人写当代事”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史料的真实，真实是文史资料的生命力之所在。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自己的“三亲”史料，由于种种原因，只要不是讲述者主观故意，出现一些误差在所难免。为了打消一些历史当事人不敢讲、不愿讲的思想顾虑，保证当事人真实客观地讲述或撰写“三亲”史料，自文史资料工作初创起就制定了一些征集史料的原则，如“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如“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如“给予报酬、给予帮助、给予尊重”等，这些原则都是1962年制定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对保证开展文史资料工作顺利开展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再次明确重申“最基本的要求是如实反映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由此可以看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对“三亲”史料真实性的高度重视。
后来又制定了“三不讳原则”，即“不为长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要秉笔直书，既不溢美也不贬损，要客观、实事求是。
以后随着工作的不断发展，又推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即“多说并存原则”，这个原则充分体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民主性和包容性，以使史料更加贴近历史真实，因而只要实事求是，史实真实充分，符合文史资料的“三亲”要求，都可以留存刊用。
由于文史资料工作中认真贯彻了这些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对保证“三亲”史料的真实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大声疾呼：“文史资料是研究近现代史的重要资料之一，为了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文章一定要经过慎重的审核，去伪存真。”文史资料要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要成为信史，就一定要真实、真实、再真实！
匡史书之误 补档案之缺 辅史学之证
周恩来非常重视文史资料工作，经常审阅一些重要的史料。例如曾被他肯定有较高价值的《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这篇史料，作者郑廷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原国民党军中将）生动真实地记述了1913年袁世凯设圈套逼迫国务总理熊希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详细经过。因这件事是熊希龄亲口对郑廷玺所讲，可信度很高，且鲜为人知。
再如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国民政府天津市最后一任市长、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高参、开罗会议期间任蒋介石联络官的杜建时，1988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准备重新刊发他以前所写《从接收到垮台》一文时，请杜老审阅旧稿。杜建时阅后严肃地对编辑说：因当年写此文时有思想顾虑，有些地方不够真实，现在请你帮我改过来。他说：“我是忠于蒋介石的，是他培养提拔了我，他让我守住天津，我明知守不住也得死守。我是军人，军人只能宣布停战，但不能宣布放下武器……”当时已年逾80岁的杜老在事过境迁40年后还勇于谈出自己当年真实的内心想法，这种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令人感佩。
过去一些研究旧中国租界问题的学术著作中，都言之凿凿地说根据相关不平等条约记载，厦门、福州历史上曾设有日本租界。1990年上海、天津、广东、辽宁等8省市政协文史委在协作编纂的《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一书过程中，发现没有厦门和福州的日租界史料，便多次函请两市政协提供。不久收到厦门市政协洪卜仁所写的《厦门租界概述》一文，此文是根据厦门市政协文史委“自1962年起走访亲历其境、熟知其事老年人士40多次，记录了二万多字口述资料”，并组织翻译了4万多字外国驻厦门领事馆外交档案等资料写成的。该文除详细记述了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形成过程外，也详细记述了1899年日本企图凭借此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公立文凭》在厦门虎头山强划租界，但遭到了当地民众强烈反抗而破产的经过。后来又收到福建省政协文史委黄平所写的《福州人民反对划定租界的斗争》一文，记述了与厦门同样的情况，因而日本在福州强划租界也未成为事实。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以“三亲”史料为特色的政协文史资料在匡正史书之误、弥补档案之缺方面的重要作用。
有着65年历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太多太生动的故事可讲，从这些点滴故事中可以看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正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原副总编吕长赋在其《静静的顺承王府跨院》一文中所写：“新中国的史学界涌现出一种反映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各时期历史场景的史料，这就是独具政协特色的‘文史资料’！史料中所述几乎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翔实，真切，生动感人。是史实的忠实记载，也是教育后人的鲜活教材，各界历史老人纷纷现身说法，史林独树一帜，社会百态纷呈……几乎每一篇史料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感动或发人深思的故事。”
201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学概论》中对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意义有一段凝练的概括：“文史资料记录历史，凝聚着诸多志士仁人的人生体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是对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文史资料开辟了史料积累、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发挥了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重要作用，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我国历史科学特别是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文史资料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方面，意义重大。”
当前，中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快速迈进，从存史的角度讲，历史不能隔断，特别是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民族振兴事业，更有必要将当代人为之奋斗的、可歌可泣的“三亲”史料记录下来，为积累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历史经验，提供丰富的史料。这些“三亲”史料如果不抓紧征集抢救，也有失去的可能。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记录中国人民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史实和经验，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尽的责任。因此重视并继续做好文史资料工作，做好历史当事人“三亲”史料的征集与抢救，已成为时不我待的紧迫需要。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政协原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巡视员；《文史资料学概论》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