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6日，宋庆龄在真如前线手持未爆炸的敌弹留影，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投入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曾多次冒着炮火亲临前沿阵地，慰问战斗在最前线的抗日将士。由于战斗激烈，大量伤兵亟待救治，而当时的伤兵救治工作力量分散，一方面租界医院远离战区，伤兵无法及时送抵医院，另一方面医院的床位有限，难以容纳大量的伤兵。于是，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商量后，决定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医疗力量且能给受伤官兵以精心治疗的国民伤兵医院。
 

1932年宋庆龄与国民伤兵医院全体职员合影（二排居中者为宋庆龄，宋庆龄左侧为何香凝，右侧第五人为杨杏佛。）

国民伤兵医院取“国民”两字，是为了表明它不是政府办的，而是民众自筹资金兴办的伤兵医院。
伤兵医院之所以设在交通大学，一是因为该校校长孙科、副校长黎照寰都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乐于出借校舍支持抗日爱国运动；二是因为交通大学地理位置优越，前门位于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后门位于华界虹桥路，伤兵可以从华界进入医院，而医护人员和设备、药材以及各界人士捐赠的慰问品则能从法租界送进医院。

执信西斋旧照

1932年2月，由上海红十字会出面致函交通大学，商借校舍筹办国民伤兵医院。起初，校方打算将小学堂和校内空闲房屋作为医院病房，但宋庆龄到现场视察后觉得并不适合，提出商借条件较好的执信西斋。
执信西斋位于交大校园西侧，始建于1929年，1930年完工，由著名建筑师范文照先生设计，整幢楼呈马蹄形展开，外墙红砖白缝，中间为三层，两翼为二层，折衷主义风格。建筑面积4362平方米，共152间宿舍。楼内除了学生寝室外，还有管理室、职员住室、役室、交谊室、阅报室、理发室、淋浴间、厕所、炉子室、储藏室等，设施完备，堪与当时欧洲大学宿舍相媲美。
建筑落成之后，为纪念1920年在反对桂系军阀战争中英勇就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朱执信，而定名为执信西斋。经各方鼎力相助，交通大学以最快的速度将执信西斋内的学生全部迁出，以供伤兵医院使用。同时，指定校内调养室、西宿舍为男女医生、看护用房，并指派学校职员辅佐办理医院事务。
国民伤兵医院的筹建还得到了申报馆史量才先生、地方维持会和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的慷慨解囊，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3月5日，一所拥有300张床位、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正式成立了。当时租界内规模较大的仁济医院、同济医院也仅有200张床位。
宋庆龄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在宋庆龄的感召下，上海、北平、香港等地一些著名医师和港沪名媛均自愿前来担任医生和看护，上海本地民众也纷纷携带慰问品到医院慰劳伤员。
在此期间，宋庆龄为国民伤兵医院奔走呼吁，“常忙得连午餐都顾不上吃”，并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受伤的战士，鼓舞他们的士气。由于伤兵大都是广东人，宋庆龄特地选购了《小桃红》、《祭鳄鱼文》等广东乐曲唱片来安抚病员肉体上的疼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有些已经治愈的受伤士兵，志在杀敌，急欲出院。”

宋庆龄在为国民伤兵医院的伤兵们播放乐曲唱片

1932年4月，国民伤兵医院随着救护伤员使命的结束而宣告解散。经过一番整修，学生们又搬回了原来的宿舍。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9月底，日军逼近徐家汇，校园的宁静再一次被打破。12月30日，交通大学被日本宪兵队占领，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等遭到严重破坏。
抗战胜利后，执信西斋曾短暂改为教工集体宿舍，兼作办公用房，外表基本保持了原貌。如今，执信西斋仍在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第一宿舍使用。2019年，执信西斋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执信西斋门口竖立着1933年由1930届校友发起建造的“饮水思源”纪念碑

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节选）（1932年）
余少数友人因见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我辈对于其伤兵之救护，自应各尽绵薄。同时感觉上海现有伤兵医院，数多而散漫，似应有持久集中之组织，故有国民伤兵医院之设立。公推何香凝夫人、陈朱光珍夫人等及余担任理事，马克斯威尔博士担任副院长。此外尚有中西专家多人，分任医务事务。院中全体职员均尽义务，不支任何薪给。我辈设立医院之惟一单纯目的，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凡抱同一观念者，均请其参加援助。
——《宋庆龄选集》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