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作为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上海书店在险恶的环境中披荆斩棘、薪火相传，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站在革命的前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海书店旧照（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今人民路1025号）

一 中国共产党宣传阵地燃亮的新灯
革命书刊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我党在诞生之前，党的早期组织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出版。同年9月，《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自办发行，成立了新青年社。
据负责上海书店具体出版发行业务的徐白民回忆，“党在上海本来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该社被法捕房封闭后，迁到广州，在广州展开活动终究不及上海方便。但迁回来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称，也不能设在租界里。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在华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除继承新青年社的衣钵，继续发行新青年社出版的书籍之外，还接手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成立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存书。
上海书店开张了。为了掩人耳目，店中陈列的多为民智书店、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书籍，还有少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书。马列主义的书籍，则放在不太显眼的位置。此外，店内还出售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
二 “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的责任”
上海书店的开业并非悄无声息。在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上海书店的两则广告。此后在《新青年》《新建设》等杂志上也陆续刊载了开业广告：
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一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供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现已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筹备完竣后，再择日正式开幕。

刊载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的上海书店两则广告

关于上海书店供献给读者的出版物具体是什么呢？从旁边的另一则启示中可看出些许端倪：
社会科学会诸君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于国人起见，现分任编印各种社会科学讲义托本书店发行，办法大略如左：
一、每月发行讲义一次，定价大洋五角。
二、每年十个月，预交者收价大洋四元。
三、每月有六种讲义，字数在八万以上，合订一册，两年出完。
四、第一期之讲义为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社会问题、社会思想及运动史，国际政治等。
上海书店约出版过30余种革命书籍。许多作者都在上海大学任教，如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施存统、安体诚、蒋光赤等。由瞿秋白、施存统、安体诚分工讲授的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等科目，其讲义由瞿秋白编辑后分1—4集陆续由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讲义”系列丛书封面及目录

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前锋》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都由上海书店发行。
上海书店成立后还出版了恽代英等的《反对基督教运动》、施存统译《资本制度浅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青年社丛书”6种：《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向导丛书”4种：《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

上海书店1925年印行的《将来之妇女》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恽代英、蔡和森等编写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揭露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在当时受到群众欢迎。这本书1924年初版，1925年1月再版，但不到半年，就印了6版，在同年9月印第8版。又如《将来之妇女》，介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婚姻、妇女及教育等情况，在1925年4月初版，到1926年8月印了11版，可见其影响之广。
上海书店的出版重心是社会科学理论著作，但也有《革命歌声》《世界名人照相明信片》（6种）《恋爱与道德》《新梦》等通俗读物。文艺创作很少刊行，只印有蒋光慈的《新梦》，是一部革命新诗集，页前印有“献给东方的革命青年”一行红字。
三 上海书店的“当家人”
上海书店成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宣传阵地，它的业务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主要负责人毛泽民的辛勤工作。
上海书店在筹建之初由徐白民负责，当时的形势极为复杂，党中央拟选用一名身份尚未公开的党员负责筹建工作。为此，特从浙江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调来徐白民筹备并主持上海书店的日常工作。
1925年，全国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的读者对象不断增多，尤其是南方各省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求日益迫切，销量大增。负责承印该店书刊的私营明星印刷所已来不及印，党中央决定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山里再辟一个印刷所，对外名为崇文堂印书局。

毛泽民

1925年12月，毛泽民接到党中央电报，奉命来到上海，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负责上海书店。初次来到黄浦江畔的毛泽民对于出版发行工作较为陌生，然而他凭着无所畏惧的顽强精神，勤于探索，勇于开拓，使上海书店更出色地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当年，毛泽民化名杨杰，有时穿长衫马褂，有时则西装革履，常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忙于筹措出版印刷急需物资。由于上海书店设在南市，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如设在上海大学内的书报流通处，实际上就是上海书店的闸北分销处。此后，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书刊的发行部门。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中国香港、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至书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不少预付款。
随着上海书店越办越兴旺，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它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26年2月，当局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上海书店。1926年2月5日，《民国日报》报道：“小北门上海书店于前日3号晚上7时许，忽被警察厅发封，并将该店账房田家声拘去，其原因该店所出版之《中国青年》，有煽动工团、妨害治安性质，是以由严春阳厅长派探警发封。”《中国青年》周刊对此予以抨击：“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我们被军阀的摧残，或者增加了读者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读者与我们的努力，能战胜一切压迫与黑暗。”
毛泽民很快在上海宝山路、宝昌路口找到新店址（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以宝山书店名义继续发行革命书刊。1926年秋，他将上海书店存书全部运往汉口，于12月建立长江书店，该店所登广告中明确表示“继续上海书店营业”。
今年是上海书店创立100周年。回眸这个红色出版机构，它有以下特点：第一，堪称初现“集团”规模，已实现编、印、发“一条龙”，既编辑琳琅满目的书籍，也出版多种有影响的期刊，还设立发行机构和印刷所，并代销其他知名书店质量比较好的读物；第二，出版品种丰富，除了革命书刊、学术专著、还有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党内同志和普通读者皆可从中选择所需的内容；第三，经营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不仅发行渠道遍及全国20余个城市，还在海外有销售点，既出色地完成政治任务，也为党组织筹集过工作经费。因而，论及早期在沪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的规模、出版成果、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