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了解曾祖父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受到他的教育是道，而非术，他的教育理念是经过时间洗礼，经得住考验，能永远熠熠生辉的。”——陶侃
出发：邮轮底舱的中国工人刻到心窝
1914年，23岁的陶行知第一次来到上海，从宝山吴淞的上海招商局码头出海，赴美留学。

陶行知（前排左一）在邮轮上与同学的合影

和他同行的留学生，在邮轮上兴高采烈。他们白天在甲板抛掷绳索取乐，晚上弹琴唱歌，船上伙食丰富，大家年纪相仿，青春洋溢，似乎只有陶行知快活不起来。在船底的煤火舱里，陶行知看到“几个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鸭子一样在那儿烤着，烤出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烤的煤炭一样黑”。
陶行知多年以后回忆：“这是我与火夫们第一次见面所得的印象，简直像硝镪水刻到我的心窝里。我明白了：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夫们的泪与血。”
“中国号”邮轮底舱上海工人的血泪艰辛给陶行知上了第一堂生活教育课。走下甲板关怀的视角，奠定了他此后一生事业的基础。

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脱下西装、走出象牙塔，陶行知开始着手推广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1926年12月，陶行知发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表示要“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识字，要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形成中国的伟大的光。

早在崇一学堂求学时，陶行知就立志报效国家

归来：去艰苦的地方办教育
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陶行知创立了属于中国的新式教育，继而推动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他鼓励学生“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工夫”，去艰苦的乡村和偏远的地区为农民办教育，做农民的知心朋友。
1932年5月21日，陶行知的小说《古庙敲钟录》开始在《申报》连载，小说以敲钟工人自传的形式，塑造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并首次提出创办工学团的主张：
你若是办一个工场，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场了。你若是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了。你若是在改造一个社会，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1932年10月1日，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在宝山大场孟家木桥创立。陶行知要将学校建在上海附近的乡村并且是没有学校的地方，能够服务于当地农民。因为学校地处宝山（宝山旧属江苏）、上海之间，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危急，所以学校取名 “山海工学团”。“工”是工作，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是科学，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是团结，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陶行知就此将工农青少年组织起来，边劳动边学习。

陶行知手迹

学生上课学习书本知识，课后参加木工、漆工、种植、织袜、养蜂等团体生产劳动，学着种棉花，也和当地农民商量着一起推广棉花良种。由于产量较本地之前种植的鸡脚棉高出2至3倍，新棉种迅速推广开来。不久，侯家宅的共和茶园、养鱼工学团，肖场的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相继建立，入学的有好几百人。

山海工学团

在创办山海工学团时，“小先生”制得到了衍生、推广和发展。所谓“小先生制”，是以小孩子做教师，利用识字的小孩教授不识字的小孩或成人，以解决普及教育运动中师资奇缺的主要矛盾。这样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教人去教人”，普及教育的力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儿童自动工学团小先生在上课

山海工学团体现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为当地村民打开了一扇新窗。根据村民的需要和兴趣，义诊诊所、开放图书馆、托儿所、科学知识讲解、电影放映等场所和活动相继推出。

抗战时期孩子剧团合影

山海工学团这一时期，陶行知的思想经历了重要飞跃。他在工学团的办学中逐渐领悟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1934年7月，他将名字正式改为陶行知，并终身以此理念自勉。

陶行知（左二）在山海工学团

追随足迹：实践曾祖父的教育思想
“先辈的故事是那样让人感动又热血澎湃，于是我毫不犹豫就决定加入民盟。”陶侃投身于教育社会事业，背影逐渐和自己的曾祖父重合起来。

陶侃在课堂上

“我在班上就用‘小先生制’，让学生走上讲台，给他们10-15分钟时间去讲课讲题。”陶侃接手年级中成绩落后的班级，鼓励基础差的学生去讲一些基础性的内容，从点滴积累，培养自信心和处理问题能力；提倡好学生主动去帮差生，提升好学生的表达力和领导力。后来班级成绩节节提升。加入民盟后的陶侃，时刻不忘身为盟员的责任。他积极参政履职，从教育角度出发，提出多篇有质量的社情民意；积极服务社会，参与到社区矫正等工作中。
不论是原工作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管理落后班级，还是身为盟员所做的工作。在陶侃看来，都是事务性和基础性工作，加入民盟后，能够站在党派角度去看待民生问题。
“诚如曾祖父所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造学校，改造社会，事实上民盟就是做这些事，没有利益驱动，就是知识分子的那份情怀和崇高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