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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寻踪
曹典/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联线 | 2021-12-28 20:44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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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未发现标识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即东宝兴路四川北路一带)街巷里弄信息比较完整的1925年地图。1925年后,标识这一区域信息比较完整的地图是1929年6月公布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区》。在1929年闸北图中,位于印度教堂东南侧的里弄被标记为广吉里。从该图可知,今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在1929年对应的里弄是广吉里。
《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区》 (1929年6月,资料照片)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这是党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中共四大会址位于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但大会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长期无法确定,因而有必要还原这一红色里弄乃至红色建筑的真貌。
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并非和平坊
中共四大会址今址的确定经历了一个长期调查的过程。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对中共四大会址进行查访,但没有查到。20世纪80年代初,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首先发现中共四大会址的线索,他们发现《解放军画报》刊登了四大会址的照片与说明。报纸认为中共四大在“横浜路6号”。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就此进行调查,此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加入调查行列。
1984年,调查人员与郑超麟取得联系,郑超麟参加过中共四大,担任大会的记录和向导。郑超麟否认了《解放军画报》的说法。1984年5月7日,郑超麟在调查人员的陪同下,实地寻访当年的会址,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即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党的四大的会址所在地。”接着,他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为慎重起见,虹口区党史办公室开展了大量调查工作,取得不少佐证材料。
虹口区党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回忆,经现场查看和参考一些旁证资料,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作为四大会址,正式向上级部门递交报告。1987年,上海市政府106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位于上述地址。
从地图来看,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今址位于今东宝兴路254弄和平坊小区内。该遗址地处印度教堂旧址南侧略微偏东位置,最近距离仅20来米。遗址的相对位置还可以表述为(东)宝兴路之南、今地铁3号线(原淞沪铁路)以东。
然而,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仍然需要考订。中共四大会址现处于和平坊小区,会议召开时其所处旧里弄一度也被认为是和平坊。20世纪80年代末,调查人员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时,使用了《民国22年闸北区地图》。调查人员指出,图中标示沿白保罗路进去是和平坊,最后一幢房子是郑超麟所指的地方。这可能是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被当作和平坊的来源。检索申报全文数据库,东宝兴路附近的和平坊首次出现在该报上是1932年10月27日,《申报》刊载的这则招租信息是“兹有坐落北四川路白保罗路连及东宝兴路之间(即和平坊),建造双间单间石库门又广式住房一百余幢”。据此推断,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可能并不是和平坊。
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为广吉里
目前,尚未发现标识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即东宝兴路四川北路一带)街巷里弄信息比较完整的1925年地图。1925年后,标识这一区域信息比较完整的地图是1929年6月公布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图·闸北区》。在1929年闸北图中,位于印度教堂东南侧的里弄被标记为广吉里。从该图可知,今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在1929年对应的里弄是广吉里。
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闸北图中,广吉里范围较广,图中相邻的两处区域标有“广吉里”。具体地说,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置,在1929年时属于启秀学校南侧区域。
检索申报数据库,与(东)宝兴路附近的“广吉里”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1914年,最晚的为1932年,其中包括1924年、1925年多项条目。这说明,广吉里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是确定存在的。“广吉里”里弄名称早在1914年即已出现,但由于广吉里区域较大,该里弄可能存在区域拓展的情况或者其他里弄更名为广吉里的情况,因而仍然需要更多的地图、文字资料来判断1929年地图中启秀学校南侧区域是否在1925年前已经建有房屋且其里弄名称为广吉里?还是这一区域1925年前建有其他名称的里弄住宅?
1925年之前,标识中共四大遗址所在区域街巷里弄信息比较完整的地图还有1918年10月出版的《实测上海城市租界分图·上海美租界分图》和1921年6月测制的《Northern District “A”,Including Part of Chapei(公共租界北区A段及闸北局部区域图)》,1918年地图标有广吉里名称,1921年地图没有标里弄名称。但在1921年地图宝兴路之南、淞沪铁路以东区域中,有一片建筑区域与1918年广吉里区域基本一致,这片区域就是广吉里。1921年6月,前广吉里范围比1929年地图广吉里范围要小,仅相当于启秀学校东侧区域,亦即1921年6月,前启秀学校南侧区域成片建筑尚未建成,也就是说,这片空白区域内建筑建成时间肯定在1921年6月之后。
据《沪北工巡捐局关于宝兴路广吉里陈磬裁基地(即英一二八三号地)让路筑路卷》(Q207-1-145,1922年1月,上海档案馆藏)记载,广吉里部分土地1922年年初须转至英册道契。按照要求,广吉里业主应在这部分区域内留出3分4厘8毫土地作为马路,但这一区域已建有房屋,如果拆除房屋,损失会较大,因而广吉里业主陈磬裁于1922年1月13日致信上海沪北工巡捐局局长,希望暂时不要拆除这3分多土地上的房屋,等到这片房屋翻造时再行拆除让出土地。
沪北工巡捐局收到陈磬裁信函后,工程处负责调查,在其给工巡捐局局长的报告中,认为陈磬裁所请可行。这份报告的附件除附有陈磬裁原函外,还附有转至英册道契的这片2亩6分2厘8毫区域的图纸(以下简称1922年附图)。
1922年附图中的房屋所处里弄显然是广吉里新弄,建造时间在1922年1月之前。这一广吉里新弄是否就是1929年地图中的启秀学校南侧区域?上海市城建档案馆藏有一幅1931年7月测制的地图《Northern District “A”,Including Part of Chapei》,这幅地图与1921年地图都由China Land Survey Company(中华测绘公司)制作,各种注记基本一致。这幅地图同样没有标明里弄名称。将1931年地图中宝兴路之南、淞沪铁路以东区域与1929年地图中广吉里区域进行比较,能够在1931年地图定位广吉里的区域范围,两年来,广吉里区域范围没有变化。
鉴于1922年附图和1931年地图的保存的有关规定,文中不能展示两幅地图原件。1931年地图广吉里区域在每幢建筑上详细标记序号。在1931年地图中选取启秀学校南侧区域范围内靠近淞沪铁路的两排建筑,与1922年附图中的部分建筑进行比较,发现两幅地图中的两排房屋建筑的数量和布局基本一致。如果将两幅地图再进行更大范围的比对,发现1922年附图中广吉里新弄能够叠合在1931年地图中相当于启秀学校南侧区域的范围。这就说明,1922年附图中的广吉里新弄就是1929年地图中的启秀学校南侧区域,进而可以确定1922年1月前启秀学校南侧区域即已建成而且新弄的名称仍是广吉里。同时,结合前文所述启秀学校南侧区域成片建筑建成时间在1921年6月之后,由此推定,启秀学校南侧区域的建成时间是1921年下半年。由于中共四大会址处于启秀学校南侧区域,而这片新里弄已于1921年下半年建成且名称是广吉里,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也就是广吉里,同时也可以确定中共四大会址这幢建筑的建成时间在1921年下半年。
老报人柯恩声的回忆,也可以说明启秀学校南侧区域相对于东侧区域是新建的,1925年左右已经建成。他在《关于“四大”会址与应修人烈士》中回忆中共四大会址相对位置时说:“1923—1926年底,曾居住在东宝兴路254弄中的第二弄第二家(门牌号已记不清)。记得在当时,在总弄的第5条横弄东端通白保罗路与北四川路相交,它的西端有一条新里弄,靠近铁路前面,确有座面朝东的石底门房屋。”1931年地图有较为清晰的广吉里建筑分布图,能够与柯恩声的回忆相互印证,地图中的第5条横弄一端东通白保罗路,一端联结启秀学校南侧区域。柯恩声所述这幢坐西朝东的房屋就是郑超麟所指的四大会址,而白保罗路西段的“一条新里弄”就是新建的启秀学校南侧区域。
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的确定,有助于解决中共四大会址的建筑楼层问题。此前,中共四大与会人员回忆会址的建筑层数时并不一致,如与会人员郑超麟认为,中共四大当时是在一座三层楼房内召开,中共四大代表庄文恭认为,开会的房子是“二上二下”的建筑。1931年地图重点关注当时房屋的建筑结构,在广吉里区域盖有几处戳印。图例显示这样的戳印代表Two storied Chinese house of brick & tile roof,即两层砖瓦屋顶的中国式房屋,说明广吉里建筑是两层房屋。当然,也不能排除建筑是假3层的可能。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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