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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 “矛盾”。《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矛盾”是个哲学词汇，不像人名，小说的内容又写的是大革命，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疑，便建议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字头。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动摇》《追求》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茅盾”这个笔名从此被沿用。
茅盾的《子夜》初版
2021年，是茅盾诞辰125周年、逝世40周年。回眸他早年在上海的不寻常经历，可见这位文学巨匠与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申城有着不解之缘。
在上海担任“中央联络员”
茅盾原名沈德鸿，雁冰，浙江桐乡人。1916年夏，他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初次来到黄浦江畔，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
起初，这位20岁的青年在函授学社做英文阅卷员，后调到国文部。他协助孙毓修编辑“童话”丛书、“四部丛刊”，逐渐在新文学领域崭露头角。
1920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大胆用新人，茅盾被破格提拔为《小说月报》主编。他对这份极有影响力的名刊进行全面革新，使之创造了中国文学新气象。从此，他擎起中国新文学的大旗，利用这一阵地宣传新文学、抨击旧文学，成为文坛的一名健将。
1920年春，陈独秀由北京抵达申城，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月刊。茅盾与他刚结识，对此表示热忱支持。
同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茅盾积极参与活动。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筹建图书室缺乏资金，茅盾捐助80银元稿费。10月，经陈独秀邀请和李汉俊介绍，茅盾加入党组织。11月，《共产党》月刊在沪问世后，他多次以“P生”化名撰稿，如在第二期就发表有《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茅盾晚年回忆：“那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按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忙着筹备出版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我一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他就约我写文章。这党刊后来取名《共产党》。《共产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它与《新青年》的分工是，它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局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茅盾作为现代文坛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工作，平时同作者通信比较多，便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央联络员”： 凡寄送往中共中央局的函件，统一由他接收，汇总后再转送；若外埠同志来上海联系中共中央局，也先找他，经核对身份并报告后，党组织再派人接洽。茅盾晚年回忆：“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那时，郑振铎协助编辑《小说月报》，见茅盾信件特别多，就开玩笑私拆了一封，见内封写着“钟英”，以为自己知晓了茅盾女友的名字，再撕开则大吃一惊，它竟是中共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当然他对此守口如瓶并未泄露出去。
茅盾在担任“中央联络员”的同时，还利用晚上去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讲授英语，到党组织实际领导的上海大学讲授小说研究、希腊神话。
1922年夏，茅盾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上海筹备《国民日报》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茅盾尽力投入工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猖獗。“西山会议派”很快动手，夺取位于上海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了进行反击，茅盾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参与筹建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由恽代英担任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他担任宣传部部长。
在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茅盾撰写了《五月三十日的下午》《街角的一幕》等文章，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他还参与创办《公理日报》，及时报道真相。
1926年年初，茅盾离开已工作10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奉命在广州担任毛泽东秘书。那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又要筹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非常忙碌；因未设副部长，茅盾这个秘书实际相当于部长助理，处理日常事务。两个月后，茅盾被调回上海，毛泽东在他离粤前叮嘱：“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罢。”
茅盾抵沪，很快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租房，请柳亚子、杨贤江等一起参与办报，经大家商量决定报名仍沿用原来4个字，只是变动为《国民日报》；他马上请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予以批准，同时拨给开办经费。4月13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议上报告这件事；接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委任状，该报由张静江担任经理，张廷灏担任副经理，柳亚子为主笔，茅盾为副主笔。不久，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人，篡夺国民党党权，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均被右派所代替，《国民日报》亦胎死腹中。
1927年4月初，茅盾根据党组织决定，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当年，武汉既是革命力量的中心，又是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旋涡。在3个月中，茅盾除了忙于编报，还发表近40篇具有战斗性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工农运动，毫不留情地抨击反动势力。“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隐蔽一段时间后，在党组织安排下悄然转移，于8月下旬经牯岭重返上海。
山阴路132弄6号茅盾旧居 （资料图片）
在上海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
那时，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茅盾隐居在上海虹口景云里11号甲（今横浜路35弄11号甲）三楼。在这里，茅盾第一次和鲁迅进行了深谈。其间，他们都回顾了自己的经历，畅谈了形势。最后，鲁迅说：“我在广州想和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但没造成，现在到了上海，我还是要联合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来呐喊几声，破破大屠杀后的寂静。” 茅盾则说：“我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此后，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创作了第一批小说。由于整个心灵曾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苦闷、迷惘缠住，脑海里不断浮现武汉那惨烈的一幕，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在艰难环境中，他相继完成《幻灭》《动摇》《追求》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描绘了大革命期间的社会现实和剧烈变革。它们视觉独特，丝毫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作者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 “矛盾”。《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矛盾”是个哲学词汇，不像人名，小说的内容又写的是大革命，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疑，便建议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字头。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动摇》《追求》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茅盾”这个笔名从此被沿用；1930年5月，它们合为《蚀》三部曲，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把书名定为《蚀》，取“蚀而后圆”之义）。
茅盾隐居于此近一年，在1928年夏他东渡日本后，这里曾成为冯雪峰的住处。
两度寓居大陆新村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返回上海，很快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冯雪峰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抵沪之初，茅盾曾暂住杨贤江家，一个多月后住到上海静安寺附近。他的《“左联”前期》一文提及：“第二次搬家我们租的不再是一栋房而是一层房子。我们搬到了愚园路口树德里的一家石库门内的三楼厢房，这三楼厢房带一间过街楼，共有三间房。”不足两年，茅盾在此完成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以及中篇小说《路》《三人行》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残冬》，还有历史题材短篇小说《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等，这成为他一生中发表作品最密集的阶段。
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入住上海大陆新村3弄9号(今山阴路156弄29号)；1935年3月，搬到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信义村。其间，他以《申报·自由谈》为阵地，发表大量抨击时政、针砭时弊的杂文，还参与编辑《文学》和《译文》两份月刊，并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抗战爆发，茅盾在沪投入抗日救亡，担任《救亡日报》编委，主编《呐喊》（第三期起更名《烽火》）周刊。上海沦陷后，他辗转于各地开展工作。
1946年5月，茅盾由重庆返沪，朋友安排大陆新村1弄6号（今山阴路132弄6号）二楼一个房间供他暂住。随后，他曾主编《文联》杂志，为《文汇报》《华商报》《大公报》等撰写杂文、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并为反内战和为李公朴、闻一多被害等发表宣言。9月，他译的《俄罗斯问题》由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12月，他应邀访问苏联；翌年春回国，仍寓居于原处，又撰写了《苏联见闻录》等重要文章。
1947年11月，由于形势严峻，茅盾经党组织安排离沪，转移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