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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季平是陶行知的学生，于1932年来到上海追随陶行知，并在党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下筹建“上海教育工作者联盟”，出版《教育新闻》，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爱国斗争。然而，不久，刘季平不幸被捕，他设法托人带信告诉陶行知。当天下午2点，法庭将开庭审理，唯有依靠律师的出庭辩护才有可能摆脱绝境，不过律师费需要500元大洋。陶行知在开庭前4小时得知了消息，立即筹钱，终于在开庭前将大洋如数交到律师手上。
刘季平致山海工学团的书信（资料照片）
前几个月，友人告诉我在北京见到的一封信，信里写了山海工学团、写了陶行知。我请他帮忙看看，没过多久，他回消息说原信有5页，不过暂时只能传给我经处理后模糊的首尾两页。我明白他的用意，只粗粗翻过，见到“山海工学团”这5个字，便与他相商将信买了下来。3天后，我终于收到了这封信。
信的作者是教育家刘季平（1908—1987），曾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这封信写于1982年8月5日，其时，刘季平是文化部顾问，缘由这年10月宝山要举办山海工学团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先前在8月1日工学团曾致信刘季平，向他介绍了工学团自1981年10月重建以来，已开设了化工、农业、机电等专业课程供大家学习，目前，刚好完成了防水胶的生产，今后准备多发展科学种田方面的分团，信里也请他谈谈陶行知过去的一些故事。
刘季平对来信作了认真的回复，他觉得工学团的工作不仅对现行教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补充，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能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同时，他期望，地处近郊的工学团，要更多地注意面向农村，为农村青年在农村里促进科学种田、发展农村副业，开拓出更为广阔的门路。
接着，信的第2至第4页，他详细地谈到了陶行知，他说：“关于我们党在‘一二·九’运动前后（严格讲，应该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和陶先生的关系问题，应从两个方面着眼来看。首先是陶先生自己在思想上比晓庄时期逐渐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步并愈益发展了团结御侮、抗日民主思想，逐步并树立了工农联盟思想。另一方面是我们党也愈益确定和推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样，两者就由一般的个人间的友谊关系愈益积极主动地走上团结合作的道路。而这又是从陶先生创办山海工学团，我们上海教联逐渐克服了‘左’的情绪，并且派人（如徐明清同志等）去参加工学团工作开始的。中间由于我们在1934年发展王洞若等同志入党，于1935年发展张劲夫等同志入党，陶先生也积极参加了救国会活动，又共同发起成立了有较大群众基础的国难教育社，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两者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这以后（特别是在陶先生出国进行国难外交，回国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前后），我们党和陶先生之间的关系就愈来愈亲密，陶先生不仅和很多一般的共产党人成为好朋友，依靠和信赖好些共产党员（如王洞若、戴伯韬、程今吾、廖意林等同志）办育才学校，主持生活教育社工作，而且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建立了经常交往、有事共同商量的亲密关系，成了周总理所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刘季平是陶行知的学生，于1932年来到上海追随陶行知，并在党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下筹建“上海教育工作者联盟”，出版《教育新闻》，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爱国斗争。然而，不久，刘季平不幸被捕，他设法托人带信告诉陶行知。当天下午2点，法庭将开庭审理，唯有依靠律师的出庭辩护才有可能摆脱绝境，不过律师费需要500元大洋。陶行知在开庭前4小时得知了消息，心急如焚，马上停下手上的工作，立即筹钱。他找了不少朋友，甚至当掉了自己的一些衣物，终于在开庭前将大洋如数交到律师手上。由于陶行知和律师的帮助，原拟判重刑的刘季平被判了5年监禁。
刘季平深深热爱着自己的老师，一生秉承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诲。1986年10月1日起，他开始撰写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文章，此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认真写作，半年多时间四易其稿，直至1987年6月11日去世，才由家人整理出这篇遗稿。文中他写道：为了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有效地促进普及义务教育与加速培养人才，提高我国民族的文化素质，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我深深觉得，中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拿到这封信仅仅过去五六天，我在逛旧书店的时候见到一份1982年10月26日的《光明日报》，头版的左侧赫然刊发着这样一条新闻：“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在上海举行建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作者系民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