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熟悉中共隐蔽战线历史的读者不会对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这三人的名字感到陌生。他们被周恩来称赞为情报工作“前三杰”，后人则尊称他们为“龙潭三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坚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挫败了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企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大阴谋。而上海则是他们情报事业的起点和革命斗争的主阵地，他们在这里留下了种种传奇，立下了赫赫功勋。
一、钱壮飞、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
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最初都不是在上海参加革命的。李克农自1926年入党后一直在家乡安徽工作。钱壮飞和胡底都是在北京读书的南方学生，二人在1925年入党后都在北京。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三人不约而同地齐聚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至此大革命彻底失败。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全国各地的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有不少中共党员到上海寻找组织，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1927年冬，钱壮飞率先到了上海，随后和胡底一起在中共法南区委下属的法租界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他们的支部书记是张沈川——后来成为中央第一位报务员。李克农于1928年春到达上海后，则先是在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中过组织生活。在上海三位革命者先后相遇、相识并且结下了友谊。但当时他们三人都还未和情报工作发生联系。直到1928年10月钱壮飞考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之后，龙潭三杰参与情报工作的条件才开始成熟。
钱壮飞考入无线电管理处的最初目的并非潜伏，而是解决生活问题。刚到上海时，钱壮飞没有工作，曾北上去冯玉祥的部队中做军医，但由于冯部发不出军饷，于是他又回到上海。他家人口较多，生活压力颇大。恰逢当时国民政府需要电报人才，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于是在闸北的公兴路鸿吉里一弄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当时都没有职业，看到后就向组织报告，询问是否可以参加考试，组织上觉得这是个获取情报的好机会，就批准他们参加。钱壮飞首先参加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三个月后被安排在无线电管理处的营业科工作。之后他又介绍李克农参加招考进入管理处担任新闻编辑。这样二人就成功在国民党的电讯系统里潜伏下来，组织上不再让钱壮飞参加公开的活动了。
钱壮飞在营业科的工作主要是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效率很快，为人也很沉稳，深得当时主管营业工作的徐恩曾赏识。而这成为了之后钱壮飞得以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键。
徐恩曾，浙江吴兴人，与国民党大佬陈立夫、陈果夫是表亲关系。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无线电，后赴美留学，归国后即依附在二陈的羽翼下，是国民党CC系的骨干成员。他非常欣赏钱壮飞，加之两人都是浙江人，因此把钱壮飞当作自己的亲信。随着徐恩曾在无线电管理处的地位不断提升，钱壮飞的职务也不断提高，没多久即升任杭州无线电收发处主任。1929年6月，国民政府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无线电管理处负责为博览会提供电信服务，钱壮飞很好地完成了这件差事，帮助徐恩曾捞取了政治资本。同时，钱壮飞和李克农也有意识地麻痹徐恩曾。当时徐恩曾有一情妇无处安置，钱壮飞即将她接来同住在辣斐德路新兴顺里4号（今嘉善路117弄24号）的家中，甚至她打胎后也是由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照顾，李克农也常来这里问寒问暖。这样徐恩曾就对钱壮飞更加信任，任命钱壮飞为自己的秘书，对李克农也不加防备。
1929年12月，国民党新设立的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需要更换负责人，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由徐恩曾出任，得到允许。徐恩曾即将此事告知钱壮飞，希望钱壮飞继续做他的帮手。当时中央特科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情报网络极好的机会，周恩来特别指示要“把它拿过来”。在得到组织允许后，钱壮飞即以徐恩曾秘书的身份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并设法将胡底也安排到了调查科附属的通讯社工作。1930年，龙潭三杰基本在党务调查科内站稳了脚跟，其中钱壮飞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兼管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两处情报机关；胡底在民智通讯社任编辑，后来又负责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李克农继续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这样就形成了钱、胡在南京、天津，李克农在上海的三人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隶属于中央特科情报科，开始了他们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内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
二、清除恶首，提供情报
当时特科给龙潭三杰的主要任务有两个，第一是获取国民党中央的机密情报，从而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第二是提供中共叛徒和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信息，保护党组织和重要干部的安全。李克农得到南京方面的消息就与情报科长陈赓联系，多数情况是派他的交通员宋季仁传递情报，如情况紧急就由李克农亲自去上海三民照相馆找陈赓接头。钱壮飞的交通员是他的女儿钱椒和女婿刘杞夫，当时南京的新潮人士去上海过周末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就以此为掩护向上海送情报。有时候钱壮飞和胡底也会去上海和李克农会面过组织生活，或者商量重大的事情，他们会面时也不担心别人起疑，因为一旦他人问起，李克农就说他们在研究共产党的文件。
由于龙潭三杰潜伏在敌人的机要部门，又深受徐恩曾信任，因此可以用巧妙的方法锄掉敌人。1929年李克农就和特科情报科其他同志配合除掉了一个极度反共的缉查队长。这个队长当时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心狠手辣，抓捕残害了很多共产党人。特科的红队几次对其进行镇压都未成功。于是陈赓、李克农和特科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员宋再生一起想了一个办法。首先他们在上海布置了一处空房子，假装是党的秘密机关，在里面放一些失去价值的党内文件，安排一些人员在里面活动。然后就通过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联系渠道将这个消息告诉那个缉查队长。但就在这个队长要出动的时候，陈赓又让鲍君甫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结果过了几天这个队长再去搜捕的时候，那里早就人去楼空了，只搜到一些没用的文件。这样就引起了公安局高层的不满和怀疑，在李克农等不断吹风下，这个队长被当作“共党奸细”除掉了。
除了镇压反动派，龙潭三杰还掩护过一些党的重要干部，如1930年刘伯承经过上海去武汉时，就是李克农负责送去南京再中转至武汉的，当时李立三将刘伯承亲自交给李克农，要他“好好送去”。由于李克农拥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身份证明，因此护送干部去南京都是坐的头等舱，敌人看到他的证件和气派便不敢搜查。到了南京以后，李克农一行人就在中央饭店楼上住下，等待接应人员的到来，没有发生过差错。
在获取情报方面，龙潭三杰的成绩更加显著。徐恩曾由于非常信任钱壮飞，几乎什么事情都让钱壮飞帮他处理。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转送给徐恩曾的文件和电报，首先由钱壮飞审阅后提出处理意见，再提交给徐恩曾定夺，徐往往也不细看就签字同意。而党务调查科提交给国民党中央的情报和文件钱壮飞也多能接触到。1930年9月和1931年2月，钱壮飞先后将国民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兵力部署和命令截获报送党中央，使得苏区红军得以做出反应，粉碎了这两次围剿。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总部——正元实业社
同时，龙潭三杰还利用徐恩曾麻痹大意的机会，用党务调查科的资源在北方建立了为特科服务的情报网络。1930年4月蒋介石在赢得中原大战后迫切想知道关于东北军的情报，但派遣了好几批情报人员进入东北都被日本人干掉了。因此蒋介石要求徐恩曾出面办这件事，徐恩曾则委托钱壮飞办理。钱壮飞与陈赓商量后，邀上在天津的胡底，拿上国民党的护照和经费，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做了一次详尽的考察，不但巡视了中央特科在北方的工作，而且为党带回了许多机密的情报。并且用国民党的经费在东北建立起了一个名义上归国民党，实际上是为特科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之后他们三人挑选了一些东北的军事情报和报纸摘要，形成了4万多字的材料交给徐恩曾，引得徐连连称赞“了不起”。这样龙潭三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中央特科的地下联络点——三民照相馆
三、阻止顾顺章的大阴谋
正当龙潭三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站稳脚跟，高歌猛进的时候，一场几乎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风暴突然来临，这就是1931年4月的顾顺章叛变事件。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别名黎明，上海宝山人。他出生在一个流氓无产者家庭，早年即加入青帮，后来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工头。1924年他加入中共，因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勇敢，又有同秘密社会打交道的经验，1926年党中央派他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情报保卫技术。顾虽然没有文化，但天资不错，学会了一身特工技术，因而也受到重用。“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特科成立后，顾顺章担任特别委员会委员，负责特科的日常工作，并且兼任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在特科期间虽然也勇敢执行过很多任务，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他政治觉悟不高，也不看任何文件，帮会习气浓厚，抽大烟，逛妓院这些恶行一样不少。这就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警觉，1930年周恩来特地抽调聂荣臻、刘鼎等人在政治上加强特科，1931年4月又令顾顺章护送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等人去鄂豫皖，实际上就是想将顾调离特科。但没有想到顾顺章完成护送任务后违规在武汉逗留不归，甚至还公开表演魔术暴露自己，4月24日，顾被中共叛徒王竹樵（一说是尤崇新）发现，当日被捕。顾顺章被捕后还未受刑就叛变了，次日他就供出中共在武汉的多处机关，导致十多人被捕。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得此“奇货”不禁大喜，连夜安排船只将顾顺章送往南京，并无视顾顺章“不能向南京发报”的劝告而发电报向徐恩曾报功。
4月25日是星期六，按照惯例徐恩曾早早就去上海度周末了，在南京调查科内值班的只有钱壮飞。突然，武汉发来6封绝密的加急电报，钱壮飞心知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于是将6封密电悄悄译出，他立刻大吃一惊，原来顾顺章已叛变，并且已经拟定了要将党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事不宜迟，必须立刻报告中央。以往的一些文章中对于钱壮飞如何传递这条情报的描述很不相同，有的说是钱壮飞亲自到上海送情报的，有的说是派女婿刘杞夫到上海送情报的。而根据钱壮飞女儿钱椒的回忆称，当天晚上钱壮飞在做好善后工作后，即和女婿刘杞夫一起到上海寻找中央汇报情况。当时李克农住在天津路的凤凰旅馆内，4月26日上午钱壮飞和刘杞夫找到李克农告知了情况，李克农立即去寻找陈赓汇报，而刘杞夫则回到南京探查消息。然而刘杞夫回到南京半小时即被捕了，寻找陈赓的过程也并不顺利。
由于当天不是原定接头的日子，因此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陈赓。最终李克农找到了江苏省委的一个联络点，通过江苏省委的关系找到了陈赓，并和陈赓一起去向周恩来报告。同时，李克农还向胡底发了一封电报，上书“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约定的报警暗号。胡底接到电报后就坐船离开天津回到上海，在组织指定的隐蔽点躲藏起来。
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照片摄于上世纪30年代
周恩来在知晓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连夜召集相关人员进行紧急处置，并招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担任助手。他们首先销毁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将顾顺章所知道的党内重要同志都进行转移，与顾顺章联系的情报关系也立即切断，其次转移了顾顺章所知道的地下机关，最后废止了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联络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在沪各机关和人员基本疏散完毕，使敌人妄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彻底破产。
顾顺章叛变之后，龙潭三杰无法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于是转移至别处进行革命斗争。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最终都进入中央苏区，在苏区的政治保卫局继续进行情报保卫工作。长征期间，钱壮飞和胡底相继牺牲，李克农则坚持进行秘密情报工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沧桑变幻，上海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反动派的大本营，而是一座欣欣向荣的人民城市。但龙潭三杰在上海的传奇故事却永不过时，必将成为上海深厚红色文化底蕴中的重要部分。
（本文作者朱嘉伟系上海市延安中学历史教师；苏智良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