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位于愚园路1315弄4号的路易·艾黎故居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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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在延安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不少中共领导人。同年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正形象。

很少有人知道，联系斯诺赴延安的电文，其实是从后来被称为“工合之父”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当时位于上海愚园路寓所的一间阁楼中发出的。
联系斯诺赴“红色中国”的电文，从路易·艾黎住所发出
目睹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抗战，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课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直耳闻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心中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到底是怎样的？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到延安去采访，写出那里的真实情况。
要去陕北进行实地采访，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易事。
1936年4月底，埃德加·斯诺决定赶赴上海，向他所尊敬的宋庆龄求助。听斯诺道明来意，宋庆龄答应了他的求助，并通过设在新西兰籍友人路易·艾黎位于愚园路1315弄4号住处阁楼上的共产国际中国组秘密电台，把斯诺的想法转达给陕北。
收到电文后，毛泽东作出决定，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及对外界如实报道这里的情况，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赴陕北，以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
5月中旬的一天，宋庆龄把斯诺约到自己的住所，转达中共欢迎他去陕北的信息，告诉他回北平接到中共的介绍信后即可出发，到西安后等候一位姓王的牧师前来接头。
埃德加·斯诺回北平后约半月，就收到了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介绍信。那是经宋庆龄联络，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由中共北方局组织部用隐形墨水开出的。
1936年6月3日深夜，斯诺登上了西去的火车。按宋庆龄的叮嘱，斯诺到郑州下车，与美国医生马海德会面，然后一起换乘到西安的火车。
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乘火车自上海赶赴西安，自称王姓牧师，来到西京招待所，与斯诺接上关系。与斯诺接头后，董健吾即约见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秘书、实为中共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请他电告中共中央，外国客人已到西安，望尽快派人接应。
1924年，刘鼎（原名阚尊民）,赴德留学时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深造，1929年回国。1930年年初，在上海向周恩来报到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1933年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1935年年初，刘鼎在浙江被捕；同年秋，成功逃脱返回上海，但多方找寻党组织未果。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引荐，他化名“周先生”暂居愚园路的路易·艾黎住处，等待时机。
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革命者遭遇搜捕。路易·艾黎担心刘鼎的安全，就将他送到宋庆龄在法租界的住处。在此期间，刘鼎同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涉及他留学和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与感受，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刘鼎是个有学识且经过历练的共产党人，为后来推荐他到张学良东北军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1936年3月初，史沫特莱受宋庆龄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刘鼎，告诉他有位朋友约其有要事商谈。这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董健吾。董健吾是受宋庆龄委托，来找刘鼎的。
原来，1935年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旧部杜重远、李杜，托李杜帮忙寻找中共关系。李杜找到董健吾，将消息告诉宋庆龄。宋庆龄想起曾在她家待过的“周先生”，认为他是合适人选。深入思考后，刘鼎决定接受邀请，由“周先生”化名为“刘鼎”，只身一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面谈，尽力去做对党有益的工作。此后，刘鼎成为他一生使用的名字。
1936年4月，张学良偕刘鼎等抵达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前，张学良说：“我从上海请来一位共产党代表，是否可以一起谈？”周恩来发现，刘鼎竟是失联多时的阚尊民。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被张学良委任为随从军官，称为“刘秘书”。后来，刘鼎成为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董健吾从上海出发时，宋庆龄就交代“此事可向汉卿求助”。见到张学良，董健吾即向他说明来意，转达了宋庆龄的话。张学良爽快应诺，即出具特别通行证，并从东北军内调拨一辆“道奇”汽车，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北上，途经东北军的防区，直抵延安。
而接到刘鼎“外国友人已到西安”的电报后，毛泽东亲自指示对外联络局尽快前往西安接应。斯诺和马海德从西安出发，因有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护驾，又有“秘书”刘鼎陪同及中共中央派人引路，故一路畅通无阻，安全到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县。由此，斯诺开始了他“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采访工作。
“工合之父”路易·艾黎，从上海开始成为中共的“工作同志”
路易·艾黎晚年在自传中如是写道：“在中国，我十分荣幸地被当作一名工作同志……我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路易·艾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志”，是从上海开始的。
1927年4月21日，30岁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搭远洋轮来到上海。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12月27日，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60年的教育家、作家路易·艾黎在北京逝世。
抵沪不久，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当上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因为工作出色，10个月后，艾黎成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年，又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穿梭深入工厂检查时，艾黎感到“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愚园路1315弄4号，是艾黎1932年至1938年间在上海的寓所。1932年末，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认识了史沫特莱，通过她，艾黎在1933年与宋庆龄相识，两人自此结下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宋庆龄评价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1934年，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他的愚园路寓所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和革命人士的避难居留地，在艾黎家住过的有陈翰笙、刘鼎、许光达、李克农，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路易·艾黎寓所顶层阁楼里，设了共产国际中国组一处秘密电台，与苏区保持通讯联系。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等。
1937年，路易·艾黎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国际友人和胡愈之等国内人士，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通过组织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成为中国合作社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全国性群众运动。1939年，宋庆龄发起在香港创建工合国际委员会，争取海外援助，支持“工合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身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的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受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的支持和鼓励，决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下设工合事务所，组建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来，艾黎被称为“工合之父”。“工合”的产品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着手创办培黎学校，把学校命名为培黎，意思是为黎明而培养建设者。日军占领了潼关后，培黎学校迁往甘肃山丹。在山丹，艾黎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潜心于教育工作，推行“学做合一、手脑并用”，培养了一批新中国的建设者。
1980年，胡愈之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工合”活动，获得采纳。1983年11月，召开了工合全国代表会议，推选薛暮桥为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陈翰笙为名誉顾问。之后，通过开展组社、培训、咨询等业务，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着新的贡献。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1987年恢复活动，设华东、华北、西南、西北联络处，主要从事合作社教育、扶贫、妇女培训、国际合作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华东联络处设在上海。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信中指出，工合国际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希望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