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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陈烨/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头条 | 2021-06-18 10:47 字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内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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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建立党组织,同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成立,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提及“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多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作了准备。在“南陈北李”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于一年之后应运而生。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一卷刊名为《青年杂志》)在沪问世;他此时寓居上海白尔路吉益里(后为太仓路119弄)2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也即编辑部。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
1916年冬,陈独秀去北京,为出版工作筹集资金。不久,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决定引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接受诚邀,《新青年》编辑部在1917年年初北迁;至11月,李大钊也到校,翌年年初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时年38岁,李大钊时年29岁,两人早先在日本就相识,他们频繁接触。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对编辑方针和编务作重大调整,从第四卷第一号开始,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分期轮流编辑。运用《新青年》这个重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等为迎接“德先生”(取自英语“Democracy”译音)和“赛先生”(取自英语“Science”译音)的到来,“狠打了几次硬仗”(鲁迅语)。
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于北京的《每周评论》在“名著”栏目登载署名“舍”(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关于纲领的一段。此前,李大钊在该刊发表了《新纪元》,指出:“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的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为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此后,陈独秀在该刊发表了《纲常名教》,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这可视为他们共同思考建党问题之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意等国举行“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因民众的压力,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被日本所夺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遭拒后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接着,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或示威游行,上海和各重要城市商界还举行罢市,从而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运动中心移到上海。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还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揭露和剖析山东问题的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李大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至此,在“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下,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阶段。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密切关注最新进展,积极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还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他们的带动下,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也在其列,后均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主要成员。
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连续作了《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等五次演讲,湖北军阀当局对他的言论大为惊骇,强令停止。2月7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回到北京;京师警察厅接北洋政府密令,欲再次对他进行逮捕。李大钊获悉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转道天津,前往上海。李大钊雇了一辆带篷骡车,沿途住宿等皆自己出面办理,以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途中两人进行了更广泛的沟通和交流,一起酝酿筹建党组织,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此后,他们为建党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
“红色使者”来到黄浦江畔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返回申城,不久入住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他把楼上作为卧室,还安排一间书房;楼下客厅放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缉部。
1920年3月,李大钊等发起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初,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和两位助手抵达北京,翻译杨明斋(旅俄华侨)随行。维经斯基是来华的第一位“红色使者”,他的主要任务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很快与维经斯基会面,共同讨论了建党问题;还举行座谈会、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参加。
1920年4月下旬,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和经验,还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接着,由陈独秀出面邀请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等,在《新青年》编辑部或《星期评论》编辑部进行了多次座谈。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开展学习和研究,筹划建立党组织的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抵达申城,逗留两月余,其间多次赴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会面,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陕北接受采访时曾对他说:“到一九二○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年,维经斯基起初下榻于上海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内的大东旅社(今南京东路635号),后入住霞飞路716号(今地铁13号线淮海中路站1号口西侧,原建筑已不存)。维经斯基开展活动时,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为公开身份。1920年8月17日,他曾致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告知已在沪建立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维经斯基负责的革命局(也称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下设出版处、情报鼓动处、组织处。
“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筹建期间,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毅然投身到劳动界,启发工人群众争取应有权益。如俞秀松于1920年3月从北京来沪,经李大钊介绍到由共产主义者主持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 4月上旬,他又走进虹口东鸭绿路(今周家嘴路)35号半厚生铁厂。1920年6月29日,《俞秀松日记》记述:“进厚生铁厂二月多了,觉得现在工人底知识和思想太薄弱,非先施一种工人教育是不行的”“我进工厂的目的:(1)观察现在上海各工厂底内容和工人底生活状况;(2)观察工人底心理,应该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方法;(3)尽我底能力,于可能的范围内,组织一个很小的工人团体”。他做工数月,在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同时,找机会同工友谈话,还给工友讲解《马克思唯物史观》。
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其中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他的这番慷慨陈词,引得阵阵热烈掌声。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建立党组织,同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成立,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提及“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开展了大量工作,推动和指导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
(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员、浦东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管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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