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棵百年香樟树分列排开，清香弥漫，郁郁葱葱。初夏的阳光拂过青草坪，不时响起的咕咕鸽鸣，越发衬托出小院落的清雅与沉静。

这里是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原林森路1803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这是一幢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近代欧洲独院式建筑，从1948年春开始，这里就成了宋庆龄宅邸，她在这里一直居住了30多年。据说周恩来曾建议她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居住，宋庆龄没有同意，原因是舍不得这里的香樟树。

1949年6月29日，上海回到人民怀抱刚过一个月，邓颖超在廖梦醒陪同下匆匆走进这个小院落。此行她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谒见宋庆龄，迎请这位举世闻名的伟大女性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共襄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伟业。

那个夏日的香樟树，想必也如今天一样清香四溢；那个夏日的鸽鸣声，想必也如今天一样清雅宜人。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国民党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径，激发起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新的发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多地站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党史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为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向中共中央建议解放区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建议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国民党统治集团越来越孤立，人心已经倾向共产党。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和平与民主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奔腾向前。“五一口号”刚一公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以及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和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同胞书等，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成立联合政府。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拉开了序幕，也为协商建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苏智良说。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复电，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恐吓、监控，要护送众多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可以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苏智良说。为了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时到达解放区，中共中央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分南线、北线两路分批分次进行，前后历时将近一年。

南线是把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东北解放区，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先后有4批民主人士通过南线到东北，包括最早到达的沈钧儒、谭平山、蔡延锴等，最后到达的黄炎培、盛丕华等。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到1949年1月，周建人、费孝通、雷洁琼、翦伯赞、楚图南、张东荪等一大批民主人士陆续抵达河北。

1949年，张澜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时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有意投向革命，通过地下党向周恩来表示，希望戴罪立功。此时负责看守张澜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正好是杨虎的亲信，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当天，阎锦文利用自己的身份将两人安全转移。6月1日，毛泽东电邀张澜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后者立即乘车北上。

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大大小小20多批、10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北上，其中，一些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参与了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伟业。“组织并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共襄伟业，足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及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中国政协文史馆副馆长李红梅说。

在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即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手稿。

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饭店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邀请上海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宋庆龄当时虽身体不适，仍欣然莅会。当天，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步入会场，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当天的庆祝会首先由陈毅市长致辞，随后请宋庆龄讲话。宋庆龄因是抱病出席，就请邓颖超代为宣读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珍藏的这份手稿就是宋庆龄为大会发言而亲自撰写的祝词，上面有几处她亲笔改订的词句。”

宋庆龄在祝词里写道：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忠实继承者，宋庆龄在为国家的和平、民主、繁荣而不懈奋斗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亲笔修书，派邓颖超专程抵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商筹建国大计。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孙中山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宋庆龄一直不愿提及北平。此外，因为忧虑时局、操劳国事，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大夫一直要求她卧床休息。“为稳妥起见，邓颖超抵沪后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请廖梦醒先行了解情况。”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经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宋庆龄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

6月29日，宋庆龄约见邓颖超。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几经交流，6月30日，宋庆龄明确表示同意北上。长途旅行，恐宋庆龄病体难支，7月1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细致关照：“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北平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郭沫若、廖承志等50 余人的热烈欢迎。“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 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著名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这样写道。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以特别邀请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662位正式代表、后补代表及特别邀请人士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充满自信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号的诞生，都与来自上海的民主人士紧密相关。”上海市国歌纪念馆有关负责人说。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马叙伦担任第六组组长，主持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当天的会议决定，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方案，此后共收到3012份应征稿，评委一致看好3幅图案。在落选的稿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引起了筹备小组成员田汉的注意，他重新找出来供大家评议。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丰泽园召集国歌、国旗、国号、国都等事宜协商座谈会，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五星红旗图案问大家意见，贺绿汀等立即表示同意。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9月25日的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徐悲鸿等许多代表表示赞成，但一部分代表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支持马叙伦的建议，赞同用原来的歌词，并认为“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有关国号的问题，当时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如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苏智良说。经毛泽东审定，将新中国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关于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代表们发生了争论。9月26日，应周恩来和林伯渠的联名邀请，包括张元济、陈叔通、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在内的23位各方面知名人士，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商谈国号简称的问题。沈钧儒等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在上海市政协档案室，珍藏着一批巴金的文献资料，这是巴金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用过的26件文献，由巴金之子李小棠捐献。其中，有一份材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讨论稿。讨论稿的“总纲”第五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巴金在“思想”前面用钢笔加上了“人身”两字的修改意见，字迹工整清晰。9月27日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增加了这两个字。

来自上海的民主人士，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殚精竭虑。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马叙伦饱含激情写下大幅作品“得宿”二字，以表达自己追求真理、为正义事业流血奋斗终于安得归宿，以庆祝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人民幸福的共同夙愿终于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