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经济发展基本面，也不会改变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但其带来的巨大冲击，亟待用合适的方式去消化、去转化。要深入分析疫情后出现的重大变量，将疫情视作一场事关超大城市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大考”，借此机会对很多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优化，超前一步把问题和趋势理清楚、把思路和对策想清楚，做到危中见机、化危为机，加快释放新潜力、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自今日起，本报推出“‘直面重大变量·把握发展先机’系列谈”专栏，邀请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就此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陈宪：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疫情后，尤其在“十四五”时期，上海需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政策创新、体制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吸引培育数字经济领域优质企业，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上海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力争使上海成为全球性的数字经济中心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面对这一积极变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在防控疫情的日子里，保障人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最为积极、有效的经济活动，大多在数字经济平台上进行。疫情产生了巨大的对数字经济的需求。这不禁使我想起恩格斯的一句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疫情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歪打正着”，促使数字经济加快向我们走来。数字经济作为疫情后的新变量，将在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中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人类在农业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有八千到一万年。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演进，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随后，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重复着工业革命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在服务业的就业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在农业和制造业就业的人口总和，标志着服务业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服务经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先后出现。到目前为至，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经济形态，即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
笔者曾在几年前提出过“后服务业社会”的概念，意在指出，人类社会正在向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演进。自20世纪90年代，业界的专家开始用体验经济、创意经济等概念，试图描述初现端倪的新经济形态。就像人们经历了不同提法的表达，最后一致地将后工业社会概括为服务经济一样，后服务业社会是否确定为数字经济，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不要紧。重要的是，人们已经认同，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将要到来。
由于出现了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新情况，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尚难预测。而且，疫情发生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均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之际，以过往的经验预测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失效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具体到疫情后的产业发展，我们的判断是，近十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而且，疫情正在从非常规的角度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因此，这两股力量的合流，预示疫情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将加速引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这里，用几个并不充分的数据，从若干侧面说明数字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据中国信通院测算数据，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估计达3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5.4%。有分析显示，即使受疫情冲击，数字经济增速下降3.8个百分点，其增速仍可达14%左右，显著高于整体经济增速。研究还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将增长23%以上。灵活用工绝大部分在从事与数字经济有关的行业。据初步估算，疫情期间，盒马、叮咚、美团等一些生鲜平台的线上订单量，普遍都较以往同期有数倍增长。订单增长的背后，是疫情催生的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尽管部分被迫上线的消费，其黏性还有待观察，但利用数字化平台组织生产、实现消费，将是不可更改的大趋势。
发展数字经济，要双管齐下，既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又着力打造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和产业链。疫情暴发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状态均表明，数字化转型所处阶段和达到的程度，不仅对企业复工复产产生了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其下一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后疫情阶段，要推进数字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培育更多优势企业；要加强数字经济生态建设，推动相关产业集聚发展，统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要坚持市场导向、政府支持，推进数字技术成果转化，扩大数字技术孵化，培育并壮大发展专业化数字企业，形成数字经济核心能力；要加快传统产业和社会民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催生数字经济增长新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根本动力来自企业、市场和创业创新。政府要因势利导、上下联动，抓住关键环节，力求有所突破。例如，建立结构完善优化、整体高效协同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参考国际经验，引入实施一批亟须的国际标准，在数字技术、数字化架构、云平台管理上建立标准化运营，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成果。又如，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标准规范，建立统一、综合、开放、融合的行业引领性标准规范。研究出台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医疗健康和数字农业等的融合标准规范。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掌握并突破关键技术。搭建数字经济共性关键和应用技术平台，在数字化基础、通用、前沿和颠覆性领域，集中攻关突破核心技术；加大对集成电路的资金支持，推动政产学研用共建创新生态系统，大力学习、引进、吸收一批先进制程、工艺，自主创新突破高端芯片核心技术，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着力拓宽延伸数字技术应用的广度、深度与长度，更大范围推进数字技术应用，以前沿技术、未来技术研发为基础，试点示范，推进技术成果转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拥有并培养相关人才。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中，建立健全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快推进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工科建设，积极发展数字领域新兴专业，促进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与其他专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扩大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人才培养规模；创新人才培养培训，加强教育与培训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提升教育培训机构网络运行能力，促进教育培训数据资源共享；加快国外数字经济人才引进，完善人才服务体制，建立面向国际的人才资源对接平台，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国际数字经济高端人才。
毋庸讳言，上海在发展数字经济的某些单项指标上存在差距，如相关产业增加值总量，标杆平台企业等。但是，上海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综合优势，包括经济、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区位和治理等多方面的优势，以及其他城市无法比肩的巨大需求。疫情后，尤其在“十四五”时期，上海需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政策创新、体制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大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吸引培育数字经济领域优质企业，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上海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力争使上海成为全球性的数字经济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