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技术骨干在上海技术交易所对互联网进行最终测试  资料图片
张 鳌（1943年— ）上海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信息港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政府参事。
口述者 张 鳌
互联网已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宏伟蓝图。这对曾经作为全国第一个以整个城市开展信息化建设的上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回顾起来，当初改革开放促成的“全国领先的事”——上海第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为中国数字化与信息化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纽约市斯塔顿岛的“Teleport”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有一个火火红红的名词叫“信息港”。今天在百度搜索“信息港”，会跳出西安信息港、大理信息港、北京信息港……
这铺天盖地的“信息港”，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上海。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个源头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在上海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使我们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那时，我读到了一篇关于纽约未来发展的文章，文章分析了纽约的电信基础设施，并将重点放在了斯塔顿岛的“Teleport”上。“Teleport”，字面上可翻为“传输港”，我把它翻译成“远程通信港”。文章认为，因为有了航海技术才诞生和发展了纽约港，但是现在远程通信技术使纽约的未来受到了挑战，在未来，纽约必须从物质交换的港口城市走向信息交换的港口城市。
当时，远程通信技术的顶峰是大容量卫星通信，Teleport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纽约市政府和纽约港务局（PANYNJ）开发，主要是通过卫星和光纤连通性提供高速语音、数据和视频服务。更通俗点说，Teleport是一种卫星地面站，它可以作为连接卫星和地面通信网络的枢纽。这样的远程端口，可以在其他通信功能中提供各种广播服务，如上传计算机程序或通过卫星向卫星发出指令等。
纽约的想法很快传播到世界，巴黎、东京、悉尼、伦敦等大城市很快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思路，觉得上海也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于是便开始经常在各种场合演讲宣传。
1992年，前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简称NII），旨在以因特网为雏形，兴建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它的技术基础改成以光纤通信网络为主，辅以微波和卫星通信的数字化大容量，高速率的通信网。
此时的上海，正面临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机遇。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浦东新区功能开发和形象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一批越江工程的建成，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增强上海城市的综合功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二港两路”到“三港两路”
1992年，上海开始组织编制的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征询意见和专家论证，其中有面向未来的交通发展战略研究。我父亲张佐周组织8个学会近百名专家，开始进行“廿一世纪上海交通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研究。
一天家里晚餐，父亲情绪特别好，说他们的研究有了结果，上海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二港两路”，即现代化的深水港、航空港和高速化的铁路和公路。我听完后表示，也想提供一些资料和建议。于是把纽约未来发展的想法说了一遍。特别提到，上海和纽约一样，未来必须在改善物质交换的港口同时注意信息交换的港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阶段，所以上海的未来要从Teleport走向Infoport，即从“远程通信港”走向“信息港”。
此后，历时21个月深入调研，最终研究报告出炉。我高兴地发现，报告中原本的“二港两路”变成了“三港两路”，即现代化的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和高速化的铁路和公路。
就这样，“上海信息港”这个新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更让我兴奋的是，“信息港”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重视。1994年，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明确指示：把上海建成以信息资源网络化为主体的国际信息港，进一步增强上海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功能。他提出，要花15年左右时间，在2010年率先建成地区性“信息高速公路”。
1996年5月，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信息化行动计划，下发《关于把上海建成现代化国际信息港的实施意见》，成立市信息港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同年7月，市政府召开全市信息港建设大会，上海国际信息港工程正式启动；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略任务，市十一届人代会又具体提出了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等各项任务。
1999年初，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与编制完成，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对“三港两路”的评价是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枢纽型、功能性设施建设快速提升。‘三港两路’骨干工程相继建成，为扩大对外交往和经济的辐射奠定了基础。”2001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了这个上海城市总体规划。
从此，“信息港”走红全国，铺满祖国大地，在世界也有一定影响力。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给予的机遇，体现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从学习到创造的华丽转身。
虚心学习 遍访欧美
1995年，互联网在世界上刚刚兴起，上海信息港已在孕育之中。当年2月，我带队赴加拿大、美国考察信息高速公路。代表团一行9人，由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从2月18日至3月9日前后访问了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这次访问为上海发展信息港作技术上的准备。访问内容很丰富，信息量很大，对我们的思维也带来很大的冲击。正因为这样，时隔多年后，访问中的细节，我仍记忆犹新。
在美国商务部，我们聆听了他们的官员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思路。他们认为，Internet是基础，政府的角色是制定政策。他们关注4个方面：鼓励竞争，吸引私人投资；提供公共服务的访问点；寻找应用，并演示推广；推动制定框架和规则。
作为地方政府角色，就是促进发展。几乎每个地方的官员都提到了这一点： 加拿大BC省负责信息高速公路发展官员告诉我们，政府拿出预算100多万加币，与工业界一起发展基础设施、多媒体、电子转帐、信息交换媒质和人员培训；美国马里兰州政府官员也说，他们要做的主要是创造商业环境，吸引和鼓励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当地发展……
企业则是创新和规划的主体。政府主导的研发计划已经被产业主导的研发计划替代，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激励，包括领导、管理、制定规则、资金支持（贴息）、保护权利等。
我们边听边思索，得到了很多启示。这些思索，对于刚刚起步的上海信息港建设弥足珍贵。
我们的访问还有一个目的：学习Internet网络在技术上如何起步。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出发访问时，上海电信还处在基于程控交换机的电话传真业务阶段。哪怕是最先进的银行系统，电脑网络也是基于电话线的128K；复旦大学设想中的校园网是速率是2M，已经是很大胆了。
我们访问了3个大型电信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数据战略、基础架构和业务布局。在麻省，当我了解到2个ATM设备之间光纤连接的最大距离是70公里时，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上海信息港加快起步的可行路径：作为一个城域的宽带网络，构成网络交换设备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50公里。并且作为起步，建立这样的试验示范的互联网投资不大，但带宽可达全国城域网的领先水平，这是我们出访前想也不敢想的带宽。
与世界同步
访问回来后不久，“上海科技网”工程开始，访问团里的专家都成为了上海信息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根据考察信息高速公路代表团的考察建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立项进行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作为技术支援单位，上海技术交易所提供实验场所，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抽专职人员参加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工作……
自从美国提出要像在50年代建设美国汽车高速公路那样来大力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一时之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席卷全球，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为历史所罕见。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中国不能落后，上海不能落后。
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我国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当时上海市的领导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时任上海市市长指出：这项任务不仅是一项科技攻关任务，而且要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来完成；不仅要跟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且要在相当时间里能满足实际使用的要求；不仅工程要完成，而且要锻炼出自己的队伍和人才。
在多方努力下，一系列重大突破相继诞生：1995年7月，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上海科技大会上首次向人们展示Web技术；11月，在实验室完成两个节点的155兆ATM试验，并且注册登记了SH.CN域名和申请了IP资源，并在ATM上建立因特网标准系统。1996年1月，在宝钢集团的支持下，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系统与国际互联；5月，在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技术中心的支持下，提供了由试验场所到复旦大学实验室之间25.3Km光纤，使科技先导网试验系统走出实验室成功地进行了利用市内原有光纤资源可行性的实地验证。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和项目组成员从不懂到懂，加速学会了信息高速公路的设计、组网、管理和应用的技术，自己动手构建了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系统，并开始投入试用，率先为上海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科技工作者提供服务。1997年11月，安置在上海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的6台ATM交换机成功地用星形方式连接成工作系统，并开始为大小用户提供数据和视频的试验服务，并组织开发部分信息资源，上海第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就此诞生了。
（原题为《“上海信息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张鳌：我见证了上海第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