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下发了沪教委基（1999）28号《关于本市开展“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的意见》，规定了“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标准和评审要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的实施从1999年4月起，共评审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30所左右。 图为本市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上海市延安中学 资料图片
张民生（1942- ），第十届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学教师，上海师范大学教师、系主任、校长助理，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等。
口述　张民生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普陀区一所基础相对薄弱的初级中学当老师，之后当过教研员、上海师范大学教师、市教委副主任。这些年来，我亲身见证本市基础教育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初期，本市教师学历达标率极低，学校办学条件和质量都不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础教育开始进入快车道：义务教育条例颁布、一期课改、薄弱学校更新工程、义务教育达标工程、示范性高中建设工程、二期课改……那些过往，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教育“补课”
改革开放初期，我那时在普陀区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学校所在地当时是一大片棚户区，门牌号50号的隔壁就是800号，家访得找学生带路，学校状况可想而知，所谓“小（打）架天天有、大架三六九”。后来到教育局工作才知道，这样的学校还不算最差的。
硬件条件差还是其次的，最让人忧心的是教师，既缺额又难达标。按照当时的规定，小学教师至少中专毕业，初中教师要大专学历，高中教师则是本科，可那时教师的学历总合格率平均不到40%。别说是基础教育了，连大学都缺老师，只能从中学去调，我当时就是被调去上师大做老师的。为了提高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在改革开放差不多前十多年里，上海市教育局重点放在了教师的学历补偿教育上。专门出台规定，让所有不达标老师分期分批“补课”，然后再统一考试。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前后）学历补偿教育，教师达标率提升到了80%以上。1985年，市教育局开始起草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进修规定》，1989年由市政府正式颁发，这是全国首创。由此，上海中小学教师队伍进入规范建设的新阶段。
全民重教
在抓住教师队伍建设这个基础的关键时期，北京也传来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1985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
我认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里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基础教育分级管理的规定，使教育投入从市级层面下放到各基层政府，从而极大地激活了办学活力和资金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义务教育条例》。记得我到市教育局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人大参与讨论《条例》的实施，并跟着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一起监督《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当时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解决经费投入问题。
当时改革开放虽已过去10年，教师水平也大大提升了，但上海特有的大楼中学、弄堂小学和石库门幼儿园的情况仍十分普遍。上海义务教育条例的颁布，彻底改变了上海基础教育的面貌。市区（县）乡各级政府齐心协力落实办好义务教育的责任，终结了大楼中学、弄堂小学和石库门幼儿园的办校历史，并在其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明确了上海率先于全国实现“双高普九”的目标。从改革开放，特别是条例颁布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市进行了危房和陈旧校舍改造，使市区200所学校、郊县1700多所学校得到了撤并、改造或改建。由于当时无法解决学校用地问题，所以这些措施统称为“热水瓶换胆”。
随着上海的发展，这些渐进式改造，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当时市委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目标，把上海教育发展跟城市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从1995年开始，市教委提出了“薄弱学校更新工程”，此后三年一轮的建设工程，终于使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及设施设备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薄弱学校更新工程”作为起点，开了一个好头，三年里，全市完成了231所相对薄弱学校的更新改造任务。随后又启动了“现代化寄宿制高中建设”“初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加强初中工程”等，通过15年的不懈努力，从小学到高中，上海完成了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和设施设备的全方位改造。
率先课改
无论是《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进修规定》，还是《义务教育条例》的出台，上海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面，离不开上海敢为人先的改革魄力和勇气。1985年进行的上海教育发展研究中，把此提炼为“先一步、高一层”的教育发展战略思想，由此打开了上海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全新局面。
多年来，“先一步，高一层”的突破点甚多，中小学教育科研就是其中之一。如以科研的力量促进学校的改变和发展，并从中提炼出学校和区域变革发展的经验，让基础教育尝到了教育科研的甜头，科研也从此走下“经院神坛”，在改革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典型示范、政策引导，上海群众性教育科研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愉快教育、成功教育、青浦实验、分层递进教学等一大批改革实践经验。当年被全国作为典型的三个案例，有两个就在上海，一个叫“愉快教育”，另一个叫“成功教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还率先推出了中小学课程改革。上海市政府基于“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开放城市”，要尽早制定出面向世界的教育战略，筹划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初人才的培养，提出“尤其要重视研究基础教育的学制和课程改革”。正值此时，国家1988年全国教材改革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迎来了承担国家课程教材改革先行先试的历史性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一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一期课改中，把培养学生的素质放在核心的位置，并率先提出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在课程结构上提出设置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三个板块。改变了学科必修课程一统天下的状况的，给学生以课程选择权。对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其他方面的条件去选择。活动课程是由原来的课外活动改革而来的，是以实践为基础、以活动项目为主要组织形式的课程，是体验式的。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指向学生素质的提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上海和全国后续的课程改革吸纳了这些经验。中央十分重视和支持上海的改革。
二期课改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德育为先，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成为素质教育的主要命题，“二期课改”迫在眉睫。
在二期课程改革的研究阶段，上海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为培养创新人才奠基。当时，我们发现在一些中学的活动课程中，组织学生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例如市西中学安排学生到居委会当见习居委会主任，同时开展一些调查。我们感到这样的活动课程，对培养学生了解社会、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很有教育价值，而且学生对此也非常有兴趣。由此并借鉴了国外学生做小课的经验，我们提出了研究型课程的概念（在小学和初中称为探究型课程）。研究型（探究型）课程是开放的、跨学科的、合作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形成了一波研究和实践的高潮。
当时上海还连续几年召开全市性的研讨交流会，教育部的领导也应邀出席会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些例子。当时，上海新建了一个学生的实践活动基地——东方绿舟。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去了东方绿舟后，师生在经过讨论后提出，要为东方绿舟画一张正规的地图，并把它作为他们研究型课程的内容。他们学习绘制地图的规范，并进行测绘，地图画成后正式出版了。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张由学生制作的、正式出版的地图。
上海曾参加了两次“学生能力国际评价”（PISA，2009年、2012年），测试的成绩，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有专家撰文分析说，平均成绩优异，说明课改保证了基本的教学质量；而高端思维的优异，则反映了课改面向未来的成效。当然，测试结果也反映出学生负担重等问题，我们深知不能自满，课程改革还须深化。
参与课改是我教育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经历，能参加这一重大改革也是我人生之幸。
（原题为《从“弄堂学校”走向现代化教育——张民生回顾参与上海基础教育改革的工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