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翻开《逸经》第33期，展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一
1935年6月22日中共上海中央局编印的红军《捷报》第2期刊发了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其中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老早就拥护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1934年4月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蒋介石“以一百万白军来进攻数量较少、技术较差的工农红军，结果，但不能消灭红军，红军及游击队且已发展到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甘肃、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十九省，红军胜利的消息已传播了全世界!这证明:凡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和被几千万几万万民众热烈拥护的红军，是不能消灭的。”首次在上海透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信息。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是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在中共领导之下，由宋庆龄出面组织并担任主席的一个群众性革命组织，1934年8月在上海成立，在20世纪30年代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大家起来开展民族自卫战争，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的名义，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被称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签名，公开发表。该纲领号召中国人民一致奋起，自动对日作战，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1）全体陆海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为友军，与一切善意保持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该纲领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数十万人，有力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的章乃器参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备与发起。委员会成立后章乃器任经济部长，总会开过的三次会议都在上海信托大楼开的，章乃器还利用中国征信所的排字房印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二
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宋庆龄等人任理事。
在各救国会中的中共党员一般不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是用“既不具形式,又不留痕迹”的方式影响救国会的工作。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章乃器后来说:“从运动的初期到中期,始终没有人用党员的身份同我们联系……当然更没有用党组织的名义来同我们接触的。”“他们所运用的不是党的某一个文件,而是党在长时期工作中对他们的教导………用通常语言表达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生硬的、难于接受、难于消化的教条。”1936年5月潘汉年指定胡愈之负责联系救国会事宜。早在1932年12月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胡愈之与邹韬奋就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但参加这次大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因此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激烈，不仅对蒋介石起不到争取的作用，也不利于团结国民党内各派参加抗日。于是在香港的中共党员胡愈之受潘汉年之命，找到邹韬奋、陶行知，说明要根据《八一宣言》以中间派的立场写出一个文件，主张国民党停止内战，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等等。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等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上发表《团结御侮》公开信，对国民党政府提出希望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对共产党和红军也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和希望，并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   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称对四先生所发表的抗日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为了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三
1936年4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出版的《斗争》杂志上，刊载了一组社会各界来信摘要。其中，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来信还称赞经由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将士：“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和学者研究考证，这里的中国文化界领袖实为鲁迅、茅盾。通过“宋庆龄的秘密电台”，鲁迅在上海最早获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信息。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全程参加长征的左翼作家冯雪峰来上海。4月中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向冯雪峰交代任务时关照“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因为“他们是靠得住的”。
4月26日，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见面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冯雪峰又安排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与鲁迅会见。                                        
四
1935年10月，通过设在上海路易·艾黎家的共产国际秘密电台，宋庆龄等人在国统区获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后与国际友人一道秘密举办小型庆祝活动。1936年初，宋庆龄应中共要求，委托“红色牧师”董健吾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延安。后有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在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过程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长兼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经斯诺本人同意，组织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复社”的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鉴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改用《西行漫记》这个书名。1938年2月,《西行漫记》出版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中国人自己全面反映红军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著作当数在陕北由陆定一、丁玲整理定稿的《二万五千里》。当时共誊清了五本，其中一本传到上海，计划由冯雪峰设法在沪公开出版。
1937年夏，上海《战时日报》、复旦大学的《文摘》月刊先后发文提及这部著作。由于七七事变，出版搁置。原稿由谢澹如保存，1962年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据此出了影印本。
1937年7月，董健吾化名“幽谷”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文史半月刊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文近万字。这篇长篇报道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宣传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全过程，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英勇无畏、团结乐观的精神风貌。7月15日，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大型文摘类期刊《月报》进行转载，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随后上海多家出版机构相继转载。就这样，身处国统区的上海人民终于知晓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邵雍：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