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征的宏大史诗中，陈云是一位极为特殊的关键人物。他是全程参与长征前期艰苦征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勇担全军最艰险的后卫重担，亲身见证、参与、支持了遵义会议这一党的伟大历史转折；他亲眼目睹飞夺泸定桥的激烈战斗，却在大渡河畔服从中央安排，孤身告别长征主力部队，开启共产党人的精神长征、使命长征，历尽艰险，潜入白色恐怖的上海，重启濒临断绝的党的地下党组织、打通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在所有长征亲历者中，陈云写出了全国最早、面向世界的长征完整纪实，破壁传声，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世人了解了真实的共产党人和红军长征，争取了更多的支持。一、随军远征，亲历并领导长征前期重大斗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启艰苦卓绝的长征和北上抗日战略大转移。当时，陈云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等，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随红军长征，并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一）临危受命担当后卫，日夜血战掩护中央突围
长征出发前，党中央做过部署和准备。长征出发时，红军行军的战略态势是：红一、红三军团做左右两路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保障左右两翼，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负后卫。出发前夕，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陈云到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中央的安排凸显了红五军团后卫任务的艰巨和对陈云的倚重。因为后卫往往是征战中最危险、最艰苦的岗位。红军开拔前，朱德、周恩来专门与陈云谈话，郑重嘱托：后卫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全军整体利益，要做好牺牲的准备。这副担子，对于此前从未有过军队任职经历和作战经验的陈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但陈云没有畏惧，坚决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1934年10月18日晚，陈云同红军第五军团踏上了长征路。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紧跟在后的国民党追兵，还得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一路上，每当大部队抵达宿营地休整补给时，红五军团还在后方山林阻击追兵、断后警戒；等夜色深沉、终于完成阻击任务赶往宿营地准备休息时，新的转移命令又常常到来。日夜奔袭、食无定时、寝无安时，是后卫部队的常态。尤其在湘江战役前后，“左”倾教条主义让红军陷入被动挨打、惨重伤亡的绝境。身处一线的陈云，参与指挥又亲眼目睹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灾难，亲眼看着年轻战士浴血牺牲一幕幕悲壮场景，禁不住思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行军途中，陈云不只负责军事监督，更承担着繁重的思想疏导工作。白天，陈云和战士们一起翻山越岭，夜晚宿营，别人休息时，他又走访连队，安抚战士情绪、宣讲革命信念、严明部队纪律，稳定了部队情绪，凝聚了全军将士思想，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在征战中，“天天有战斗”，陈云“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妄想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红军没有任何退路，必须拼死渡过湘江向前进。红五军团梯次布阵，在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陈云也随红五军团军部渡江。此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快速合拢，而担任最重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十三师仍在湘江东岸与敌胶着激战。陈云看到了这种态势，果断派人过江，给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等送信，明确“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接到信后，十三师连夜急行军60多里，抢在敌人合拢前渡过湘江。可三十四师还是被阻湘江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五军团尽最大努力完成了长征初期突破敌人封锁线的艰巨后卫任务，并尽量保存了队伍力量，保障了中央纵队的安全转移。
这段扎根基层、亲历苦难、见证牺牲的后卫岁月，让陈云积累了大量最真实、最鲜活的长征素材，看清了红军将士的信仰与坚守，也彻底认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巨大危害，为他后来坚决支持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坐镇遵义见证转折，及时执笔留存会议真相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部队终竟冲破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处心积虑企图一举围歼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只是兵力锐减、装备匮乏、粮草短缺，数十万国民党军仍在围追堵截。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自然产生了一些疑问，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中国革命陷入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调整中央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得到了周恩来等的支持。通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红军转战贵州。1935年1月，攻占贵州遵义，获得长征以来难得的短暂休整期，也迎来了党的命运转折点——遵义会议，陈云全程参会，是会议的亲历者、见证者、支持者，更是会后会议传达提纲的起草者。
遵义会议召开时，博古作关于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可他推诿责任、回避指挥错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固守僵硬的教条战术，有可能继续将红军拖入绝境。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等多人沟通商量的意见，作反“左”倾错误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毛泽东立足实战、直面问题，精准指出军事指挥的核心错误，提出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思路。
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拥护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改组。后来，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制，基本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历史告诉我们，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以遵义会议为界，前后各14年。前14年，中国革命有胜利，但历尽曲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后的14年，中国革命有曲折，但更多是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陈云在这个历史关键转折点的正确选择，决定了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
会议结束后，军情紧急、行军在即，全军急需统一思想、纠正错误、重整军心。在极度紧张的行军间隙，陈云临危受命，撰写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这份提纲是距离遵义会议时间最近、最权威的一手官方文，成为后世研究这次伟大历史转折不可或缺的核心史料。
（三）泸定河畔领受绝密使命，勇于担当告别北上长征路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转战云贵川，陈云先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部长等，抢渡金沙江时又出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和司令员刘伯承一起，在皎平渡口，仅凭六条渡船，在9天9夜里指挥全军安全有序渡江，1935年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在这9天9夜里，陈云“几乎没有合过眼”，创造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一路北上挺进川西，打响了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战斗胜利后，中央在泸定召开秘密会议，陈云又迎来了一项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绝密重大任务。根据陈云回忆，会议决定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寻找并开辟合适的根据地；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根据会议决定，陈云悄悄离开长征主力队伍，奔赴白色恐怖的上海。此行他肩负着两大使命：第一，全面恢复被国民党彻底破坏的上海及南方白区地下党组织，重建地下工作体系；第二，打通中断已久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向共产国际当面汇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支持。这是一次无声的离别、隐秘的出征。除周恩来、毛泽东等少数中央领导外，全军无人知晓陈云的去向，许多人以为他牺牲了。就这样，陈云停下了脚下的行军路，转身踏上了一条更加凶险、不见硝烟的隐蔽战线的长征路。
二、辞别长征主力，走上隐蔽战线的长征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通过电台等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红军长征后，由于中央红军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被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就断了联系。遵义会议后，迫切需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向共产国际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特殊使命。陈云党性坚定，1919年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长期生活在上海，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又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还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
（一）乔装潜行突破包围圈，步步惊险出四川   
陈云出川十分艰辛，也充满传奇。1935年4月，中央红军攻入云南时，中央就已决定让陈云从昆明去上海，“不果，折回军中。”红军转战四川后，中央又安排陈云从四川去上海。但那时四川全境被国民党军重兵封锁，任何人往来都要层层核验身份。为保障陈云的安全，周恩来、刘伯承等亲自周密部署全程路线与掩护方案。长征以来同陈云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刘伯承亲笔书写两封密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
6月7、8日， 红军攻占天全、芦山，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部的灵关殿，开始做离开长征主力队伍的准备。他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经费，把大面额钞票和刘伯承写的信藏入竹皮暖水瓶胆的下面。随后，党中央又指派在灵关殿小学任教的四川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席懋昭假扮川军军需官员，陈云身假扮避战乱经商的闲散商贾。他们出发刚上路，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人。此人是国民党政府天全县的教育局局长，荥经县的大地主。在红军攻入天全时，被红军扣押。为了利用他掩护陈云出川，当陈云他们刚离开天全，看守他的红军战士故意放松对他的看管，让他溜掉。当他赶上来时，席懋昭主动与他打招呼，自称自己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三人便结伴而行，一路过关，很快到了荥经县城，在教育局长家里好好睡了一觉。随后，陈云和席懋昭便昼夜兼程走了五天山路，到达成都。
在成都，陈云持刘伯承的信找到刘伯承的朋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并托他把活动经费汇给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他又按照事先与周恩来的约定，以化名“廖家骏”，在成都《新新新闻》刊登一则普通的遗失牙质图章作废的启事，以此报告党中央自己已平安到达成都。第二天，陈云与席懋昭坐汽车离开成都，在快到重庆的地方提前下车，步行进城。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找到了他的弟弟刘叔禹。按照地下工作的经验，陈云与胡公著、刘叔禹接头联系时，都是单独行动，没让席懋昭参与。10多天后，刘叔禹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就这样，经过20多天的奔波，行程700多公里，陈云出了四川。
（二）沉着应对白色恐怖中的变局，多方排摸联络同志
1935年7月，陈云抵达上海。他看到的景象，远比预想的更加凶险。1933年以来，上海中央局连续遭遇数次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叛变，地下联络点尽数被毁、组织体系基本瘫痪。
陈云在上海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从事秘密联络活动。他通过电话号码簿上的电话联系上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并通过章乃器联系上了其弟弟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章秋阳。章秋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仍做党的外围掩护工作”。章秋阳在霞飞路尚贤坊、北山西路老泰安里、北京路一家钢铁商店的楼上几次为陈云安排和调换住处，让陈云在上海隐蔽了下来。陈云初步摸排就发现：仅公开登报声明脱党、叛变革命、且认识自己的叛徒，就多达70余人，特务眼线四布，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捕。
7月22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被捕。24日，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等8人被捕，文德很快叛变，情势十分危急。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苏州河桥头。陈云一次外出联络时，迎面撞见一名熟知自己的老牌叛徒。对方一眼认出陈云，四目相对，千钧一发之际，多年中央特科隐蔽斗争的历练，让陈云沉着应对。他快步上前，压低声音、语气凌厉地警示对方：你若敢出卖我，中央特科的纪律你最清楚，你和你的家人绝无生路！这名叛徒深知我党隐蔽战线的惩戒纪律，瞬间低头闪躲目光，装作互不相识、匆匆离去。就这样，凭借极致的胆识与冷静，陈云在绝境中死里逃生。
此后，陈云隐居在租界。他通过章秋阳同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7月下旬，陈云同潘汉年在上海会面，并通过章秋阳接上了与上海中央特科的联系。他努力利用早年上海工人运动、特科工作积累的人脉，秘密联络残存的零散党员，尝试重建临时联络点、梳理组织脉络、收拢革命力量。但那时的上海系统性恢复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已一时难以进行。为了保障陈云的安全，中央特科又把陈云转移到上海地下党员朱军在法租界的房子里，陈云一面继续联络同志，一面开始构思《随军西行见闻录》，直至去苏联时才离开了这个居所。
陈云在上海活动了一个多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该暂时到苏联去”。陈云准备去苏联，但如何去苏联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8月上旬，中央特科计划安排陈云等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而想安全登上去苏联的轮船，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时，宋庆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安排专人将陈云等送上了去苏联的轮船。1935年9月上旬，陈云抵达莫斯科。
隐蔽战线的长征路也充满风险与未知，但陈云成功走了出来。
三、真实反映长征情况，为社会支持中国革命创造有利外部支持环境
陈云是红军长征诸多决策的知情人和见证人，陈云在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产国际客观报告中共和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让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长征的宣传，不仅使他成为向世人全面真实传播长征情况的第一人，也让海内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长征有了真实客观的了解，增加了社会各方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同情、赞誉与支持。
（一）报告中共和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重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
陈云到达莫斯科前不久，共产国际七大刚闭幕。陈云到达后，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但湘江战役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络中断，导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借助中国白区的报纸等，对红军长征情况进行了解，自然就很不全面，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失实。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变化、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过程。陈云坦率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因为这次报告，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还留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陈云在苏联时的化名）的记录稿，为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史料。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初步了解了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37 年夏、1938 年春，中共中央又派王稼祥、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以赢得共产国际进一步支持。1938 年 6 月和 9月，共产国际先后以文件形式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增强了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取得胜利的信心，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陈云在共产国际还发挥了一项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验证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讯联系的真实性。自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双方一直为恢复电讯联系而努力。在共产国际1935 年 11 月派张浩带回密码本后，中央即着手恢复电讯联系。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首次联系时，双方都需要验证对方的真实性，共产国际让陈云承担这项任务。陈云在离开长征队伍前，把刘伯承的信与活动经费藏在热水瓶底部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央领导层极个别人知道。陈云在首次通讯中机智地问对方：“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了什么地方了？”对方答：“放在暖水瓶的底部和里面了。”由此确定双方电台联络的真实与可靠，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顺利恢复。
（二）执笔存史，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是一位善于总结、注重宣传的中共领导人。1935年7月，陈云在上海就开始构思《随军西行见闻录》，赴苏联途中，又反复思考。到莫斯科后，有了较为安定的工作环境，开始写作《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是纪实题材，但陈云在写作方式上动了脑筋，采用了一些技巧：一是假借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随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二是用笔名“廉臣”，尽量不出现“共产党”“红军”“革命”等敏感词语，避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关注；三是不虚构夸大，不偏激褒贬，让人阅读时，实实在在感受红军的英雄无畏、中国共产党的无私伟大。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中共驻巴黎共产国际代表处创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3月后，《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各种形式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版发表，使中共和红军等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熟知、称道。《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文字记述长征的文集，首次向世界公布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英勇威武、顽强意志和官兵平等、爱护群众等，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和那些反动媒体对共产党与红军的虚假宣传与谎言。
《随军西行见闻录》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随军西行见闻录》和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以及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等，不仅统一了红军内部的思想，使国内更多人真实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也使共产国际和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陈云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的物理长征路，却用忠诚、担当、坚守、奉献，走完了最纯粹最厚重的精神长征路。真正的长征精神，从来不只翻山越岭的奔赴，更有听从安排的大局，隐姓埋名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