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强调，“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人工智能治理指明了方向。9月19日，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与数字金融合作论坛联合组织的“深圳香蜜湖国金院2026秋季会议”在深圳市福田区举办。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AI治理的核心理念、制度路径与法治保障发表主旨演讲，贡献了兼具思想深度与实践关怀的真知灼见。
治理如治水，以善治促善智
“治理AI当如治水，应遵循利他、包容、普惠、可信、公平、公正、敏捷等原则。”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以“上善AI：一次伟大的旅程”为题，开宗明义地提出这一理念。他指出，当前AI伦理风险呈现多样化趋势，包括内生风险、应用风险、系统风险等，伴随技术演进和产业应用，各类风险向内容生态、物理安全等领域传导，尤其是部分前沿模型已具备显著的国家安全外部性。
王江平长期关注AI治理，其专著《上善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系统阐述了“治水”理念。他提出，AI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历史从未出现两种智能体共处的经历，“AI正在悄然改变人类文明走向，未来图景需要大家探索思考”。他警告，全球AI治理领域存在“理念上二元对立、实践上短期主义、文化上单一视角、规则上阵营化趋势”四大困境，呼吁以“文化对齐”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融入AI设计、训练与评估全流程。
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李萌则从方法论层面提出治理的节奏感。“要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角度来设计治理框架和治理工具。”他强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方针，确保朝着“安全、有益、公平、健康、有序、绿色、共享、开放”的方向发展。针对治理实践，李萌提出分类治理思路：“模型治理主要解决‘优生优育’问题，防止‘出生缺陷’；智能体治理主要是确保其行为规范，不干坏事、积德行善。”他特别强调，“要保留足够的沙箱空间，一方面保持治理的敏捷性，另一方面不要泛化风险”“要以敬畏之心守护AI向善”。
法治筑根基，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塑造者
“中美欧AI竞争不仅是技术和产业的竞争，也是法律和规则的竞争。”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汉民以“中美欧AI法律治理的路径选择”为题，系统比较了三大经济体的治理路径。他指出，中国以发展与安全并重为目标，通过渐进式治理，将法律要求转化为技术要求；美国以创新和国家竞争力为核心，商业创新领域减少前置约束，国家安全领域高强度治理；欧洲以基本权利和风险分级为原则，从技术监管走向风险监管。
周汉民长期研究国际法律与治理规则，他提出，AI法律应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护栏，防止AI突破法律底线；二是底座，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三是规则，积极参与全球AI规则形成。”为推动中国从研究规则、适应规则到参与规则制定，他建议在六方面发力：从规则集合走向体系化立法，从模型监管走向全生命周期监管，从单一主体责任走向价值链责任，从风险防范走向风险治理与创新激励并重，从国内合规走向国际合规，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塑造者。他进一步指出，物理智能时代的法治建设“不能等技术大规模扩散后再被动修补，而应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
王江平同样关注制度建设的紧迫性。他将当前AI治理的核心问题概括为技术发展速度与制度更新节奏之间的错位：“技术狂奔，而规则还在慢跑，这就容易形成治理真空。”他强调人机对齐技术作为制度落地的关键抓手，将其概括为“RICE”四项原则——鲁棒性、可解释性、可控性与道德性，主张“让‘向善’可度量、可检验”，推动AI从“能力强大但不可控”走向“既强大又可靠”。
协同聚合力，让AI均等地滋养社会
“对于各领域垂直应用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类风险，要立足场景，坚持问题导向，边发展边治理，对症采取措施，不要超前和用力过猛影响发展。”李萌在发言中强调发展与规制的平衡。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要思考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愿意为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建议，在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等可能冲击就业结构的领域，提前建立底线守护和社会协商机制，“让AI在合法合规、成本可控的前提下为个人服务、为社会服务”。
周汉民则从全球治理协同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他呼吁“以分议题白皮书提升治理可解释性”“推动国内治理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文本”“向全球南方提供治理工具包”，并将反对泛化国家安全转化为可操作规则框架。他还建议“将文明多样性转化为大模型开发和测评的具体要求”，以联合国平台条款草案推动谈判工作的多边化，以此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
王江平从全球治理理念层面呼吁“和而不同”的协同机制。他倡导“积极推动建立包容性多边对话平台，在多边框架下，就伦理准则、技术标准、安全框架等寻求‘最大公约数’”。他进一步强调，“技术可能加剧不平等风险，应通过技术普惠、教育公平和利益共享机制，让AI均等地滋养社会”。他主张“主动选择简约、必要与恰当的技术能力，在技术堆叠中回归清晰的本真需求”，让智能向善不仅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从“上善若水”的东方智慧到“装护栏”而非“踩刹车”的治理理念，从法治先行的制度建构到多方协同的实践路径，全国政协委员们形成越来越强的共识：面对AI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命题，唯有以理念引领方向、以法治筑牢根基、以协同凝聚合力，方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可信工具，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