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晨雾初散，缙云山上，几十株新移栽的崖柏幼苗扎根山间，枝叶舒展，在朝阳下透出油亮的光泽。九三学社社员、“新重庆贡献奖”获得者、原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泉蹲下身，手掌抚过崖柏幼苗说：“这是崖柏走出濒危绝境后，抵达的第90个新家园。”
▲工作中的杨泉（左）。受访者供图
崖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曾被宣布“野外灭绝”。如今重回深山，背后是杨泉及团队20多年坚守，构建起的一套完整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与拯救技术体系。
人工繁育 扭转崖柏濒危局面‌
杨泉与崖柏的缘分始于1999年。彼时，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刘正宇在雪宝山地区重新发现了崖柏野生居群。第二年，雪宝山自然保护区开始筹建，初入林业领域的杨泉一头扎进这片未知的深山。
“在此之前，我们手上只有一张照片。”杨泉回忆道，那是一张1892年法国传教士存于法国自然博物馆的标本照片，“没有资料，不知道它还剩多少，能不能开花，能不能结种。”
于是，保护区工作人员开始在2万多公顷的大山里搜寻。“差不多10年时间，才稍微摸到它的脉络。”杨泉坦言，“最初，只找到几十棵，后来通过不断拓展观测区域，发现崖柏是一种高大乔木，生长速度也不慢，但我们没有看到它自然结种。如果一个物种不能自然繁育，那等待它的，就只有灭绝。”
转机出现在2012年。那一年，保护区内的崖柏出现小规模结种。“自然结种，意味着崖柏有自然更新的能力，这给了我们信心和希望。”但现存的崖柏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结了种也落不到土壤里面，杨泉便带领团队开展人工采种，并探索多种方式人工繁育。
经过大量试验，杨泉团队发现扦插成功率更高，便从2019年开始大规模扦插繁育。这种繁育方式成功率高于95%，成活的出苗率10万级以上，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崖柏播种和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也应运而生。
适应性栽培 探索生态治理修复新方案‌
技术攻克只是第一步，杨泉想得更远：“扦插是‘过渡’，我们要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画出‘保护的闭环’。”这个“闭环”指的是通过人工繁育提升崖柏数量，并促使其自然结种，让种子落地自然萌发，最终让其具有自主更新能力，“把这个圈画圆了，这个物种才算真正摆脱濒危状态。”
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繁育崖柏幼苗超300万株，野外回归超75万株。一个极度濒危物种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然而在杨泉看来，崖柏的价值远超物种本身。“跟它同时期的物种绝大部分都看不到了。但它躲避过了地球上亿年的变化遗存下来，基因里的‘抗逆性’可能比普通物种强得多。”
而另一个更大的价值在于生态。杨泉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全国，从2023年起启动“崖柏适应性栽培研究”，为崖柏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寻找“新家”。“崖柏根系异常发达，能牢牢扎根于瘠薄、干燥、高寒的土壤之中，在恶劣环境中展现出极强的耐受度。”目前，杨泉团队已在内蒙古、宁夏、西藏、甘肃等生态脆弱地区布局建设崖柏适应性栽培试验基地，积极探索崖柏在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领域的应用潜力，为我国生态脆弱地区的修复与治理工作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优选方案；在19个省市区建立的50个试验基地中，幼苗都顽强地扎下了根。
从雪宝山到缙云山 不变的是守护力量‌
杨泉把崖柏视为一把“生态钥匙”，更视作一个“伞护种”的典型。“在雪宝山，它像伞一样，保护了周围的物种以及整个栖息地。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保护它。”
在杨泉团队的推动下，“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模式”在雪宝山初具雏形。七大类试验基地同步推进，涵盖从崖柏、珍稀雉类（白冠长尾雉）到大巴山特有兰科植物、亚高山草甸和杜鹃的多元化保护与修复研究。
调任缙云山，对杨泉而言，是新的挑战，也是使命的延伸。“缙云山拥有目前我国比较完整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系统，也是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森林生态系统。”他认为，一个保护区不应只是封闭的保险箱，而应是活态的生态系统“样板”。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治理中，可以把缙云山做成一个样板。
九三学社社员的身份，也让杨泉多了一份责任。他积极建言献策，将一线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与社会共识。在他看来，科技工作者应坚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做在生产实践中”等理念，民主党派成员则应将家国情怀融入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中。
时光流转，杨泉探索的脚步仍未停歇。对于未来，他希望，不仅是崖柏，还有更多珍稀生命在这片土地上重焕生机；不仅是缙云山和雪宝山，还有更多山林在科学的守护下，构筑起稳固的生态屏障。
重庆政协报记者：陈元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