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353号“上海悦荟广场”，是一座集服饰、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其所在的建筑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建成于1932年。由旧中国重要的私人银行之一的大陆银行投资兴建，委托我国著名建筑师庄俊（1888年—1990年）设计，具有法国现代装饰艺术风格。以弧线和折线构成的图案作为装饰主题，在窗楣、檐口和塔楼等部位不断重复采用，外形简洁流畅，装饰恰到好处。其前身是“大陆商场”，1932年开业之初定位为大型商场，集三百多家店铺、写字间、屋顶花园、跳舞场、菜馆、俱乐部、影戏院、小型高尔夫球场为一体，以“中国人应用中国货”为号召，经营各类国货商品。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救亡日报》在大陆商场创刊发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正式交付国民党，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战火熊熊燃烧，山河呜咽悲鸣，同仇敌忾、抗日救亡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共识。《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加强了抗战报道，一批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报刊亦在上海悄然兴办。据统计，至淞沪抗战结束，上海出版的抗日救亡报刊有53种。这其中，抗战立场最坚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莫过于《救亡日报》。它名义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
1937年8月24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由国共双方合办的《救亡日报》，在南京东路353号大陆商场6楼创办，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钱杏邨任编辑部主任，巴金、茅盾、胡愈之、章乃器、邹韬奋等30人组成编委会。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1937年7月28日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由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合发起，推选蔡元培、胡愈之、巴金、茅盾等83人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淞沪抗战期间组织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罪行，发起“保卫大上海”宣传周活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随之解散。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在淞沪抗战期间发挥出积极作用和巨大影响。
钱杏邨（1900年—1977年），原名钱德富，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编译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1937年担任《救亡日报》编辑部主任，1945年担任中共华东局文化委员会书记。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秘书长、《民间文学》杂志主编等职。
《救亡日报》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为主要任务，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和方向，号召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御侮，刊登了精辟的言论和实际的战地采访，把真实的战况报道给人民群众，是抗战时期宣传团结御侮的重要阵地。《救亡日报》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
《救亡日报》是一份四开四版的报纸，既无广告，又无猎奇新闻，也没有任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内容以战事报道为主，以及特写、评论、战地采访和文艺作品。创刊号发表的《发刊词》指出团结抗日的主旨，“救亡图存的第一件事，全国人士必须有忍痛牺牲的决心，四万万五千万人一心一德是御侮的长城”。报边刊印“举国一致，抗战到底”、“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等救亡标语。《救亡日报》刊登了一篇又一篇掷地有声的文字，传递出中华民族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
《救亡日报》刊载了大量救亡文件，如《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大纲》、《中国共产党宣言》、《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为保卫大上海运动告市民书》等。根据抗日救亡需要，编辑出版抗日救亡增刊、特刊、特辑，刊登适合街头宣传的文艺作品，文字短小通俗，有社会杂感、书报评论、演剧批评、街坊报道剧、报告文学、小品、散文、随笔、诗歌、漫画、木刻等。抗日宣传文章题材广泛，见解独到，文字简洁生动，很受读者欢迎。
《救亡日报》创刊时，只有10多名工作人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团结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把这份报纸坚持办下去。报社工作人员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到报社办公的交通费也各自负担。为了打开报社的宣传局面，报社工作人员四处奔走，积极争取支持，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上海的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郑振铎、李公仆等，积极在《救亡日报》上为抗日救亡义务撰稿，凝聚起强大的抗日力量。
《救亡日报》以团结抗日的鲜明旗帜，以报道的真实性、文字的生动性、题材的多样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上海抗战宣传的一面旗帜，对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报纸日发行量1000份以上，最高时达到3500多份，影响遍及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救亡日报》不仅为上海的抗战将士提供了精神食粮，而且通过战地服务团的形式给前线抗战将士提供了实际援助。
《救亡日报》坚持到1937年11月，因国民党军队全线撤离上海，11月21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出版“沪版终刊号”，发表了郭沫若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书》，宣布“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和你们再见之时”。《救亡日报》不得不与上海读者告别，在上海共计出版85期。
在抗日战争期间，《救亡日报》是中华民族为团结抗战“鼓”与“呼”的精神写照，是抗战烽火岁月中一面战斗的旗帜，是“黎明前黑暗”里一盏闪亮的明灯，经历了抗日战争刻骨铭心的悲壮，光明最终照耀华夏大地。
《救亡日报》在上海停刊后，又相继转移至广州、桂林等地继续出版发行。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复刊，并更名为《建国日报》。因为坚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立场，仅仅在发行12天后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新中国建立后，南京东路353号大陆商场先后更名为“东海大楼”、“南东大楼”、“东海商都”、“友谊欧洲商城”、“友谊百货”、“日向百货”、“353广场”，2016年更名为“上海悦荟广场”，是南京路上最新潮、最娱乐化的购物中心代表之一，致力于打造“千禧一代”年轻人最理想的社交场所。
虽然《救亡日报》社旧址早已融入现代建筑，但是那段高举救亡旗帜、奔走呼号的历史，仍在黄浦的红色记忆中熠熠生辉。2022年南京东路353号《救亡日报》社旧址入选《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成为后人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