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街头一隅
1949年3月3日，《申报》《新闻报》等都在头条位置刊载了“‘京沪阴谋暴动案’主犯王葆真在沪就逮”的消息，因同案先后被捕者，在沪宁即达30余人，其中，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3人，于同年5月9日，就义于上海闸北公园。吴、肖两位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地下民革工作。这一案件，曾轰动一时。这是当时沪宁地下民革组织在中共领导下为迎接解放军渡江策动的一次起义工作。我们3人是该案的直接参与者（刘、许两人被敌人逮捕，梁赴港向民革中央汇报案情）。虽然时隔70年，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京沪暴动案”的策划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奉命来沪建立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同年6月，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在沪正式成立。王葆真任主任委员兼管南京民革工作。委员有吴荣、许卜五、梁佐华、任廉儒、李国珍、林涤非、刘云昭等16人。
临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社会联系、组织发展、搜集情报、对外宣传等工作。其中，以策反起义工作为重点。
1949年3月报上刊登的“京沪暴动案”，实际上是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的起义计划，是在中共领导下（有4名地下党员参加地下民革），和沪宁地下民革组织领导人王葆真的策划下进行的。其布置计划如下：
南京方面：以刘海亭、马广运为主要力量。刘、马两人均为地下民革成员，刘是南京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兼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局长，指挥军警8个团。马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局长，该局处南京中心，位置重要。南京地下民革组织派他们两人负责这项工作，准备在南京发动公开暴动，藉以破坏敌人的心脏，扰乱和动摇敌人的军心；同时，准备运用各人所联系的国民党军警部队，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革南京分会于1949年2月5日在吴士文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所派代表王虎臣也参加会议。会上拟定了6项计划：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由中共地下党员、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负责；策动驻在南京的国民党军警起义，分别切断交通干线；扣留国民党政府重要头目，规定由刘海亭和马广运二人负责；如果南京出现真空时期，则准备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之下，协助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暂时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免遭破坏；接应人民解放军渡江。民革南京分会曾派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前往江北，谒见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洽商渡江计划（此6项计划，1949年5月10日在上海《申报》“孟士衡等昨执行枪决”新闻中曾有所披露）。
上海方面亦积极准备，配合行动：临工会决定成立两个策反起义行动组，以王之师担任第一行动组组长，冯永发担任第二行动组组长。王、冯都是地下民革成员，他们是国民党军校同学，密切配合，进行工作。王之师原是南京政府国防部人事科长，调到上海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后升任作战处处长，他将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置情况，通过王葆真转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临工会委员李国珍及其兄弟李泽龙，准备以国民党军校同学关系，策动长江口崇明和吴淞附近驻军，待时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后来李泽龙奉命率领部队到了台湾，曾担任“台湾省防卫司令部”两个要职，派回大陆后，最终率部在四川起义。
另外一个重要计划就是策动刘昌义起义。刘和地下民革的联系，始于1948年10月。刘昌义是由老朋友刘云昭（汉川）引荐给王葆真的，当时刘云昭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临工会委员，他和王葆真、刘昌义都是多年深交。他们三人在永川医院秘密恳谈。王葆真帮助刘昌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向他解释中共对国民党人区别对待，立功受奖的情况；宣传民革的性质、任务和当前形势以及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解除了刘昌义的思想顾虑。据上海民革老档案记载，刘昌义遂于1948年11月16日参加了临工会。
刘昌义参加民革后，积极准备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他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总司令（1945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和第五十一军军长），在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陈大庆逃走前，为找替身，让刘昌义当上了上海警备副司令，旋升为司令。上海解放战争时，刘昌义率部在苏州河北岸起义（其间，因王葆真被捕，关系中断，故推迟起义时间）。
“京沪暴动案”被破坏
“京沪暴动案”是如何被敌人破坏的？南京的6项计划拟定后，正积极准备，待机行动，并由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参加民革工作）过长江和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联系，又和江淮军区第一军分区派来南京工作的曾善述取得联系。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地下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
其经过是这样的：吴士文家住在南京光华门大光新村，这是南京民革分会的联络处，孟士衡等人常在这里聚会。同院住有一个国民党特务秦范五，他在“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杳处工作，见到邻居吴士文家里往来的人，产生怀疑，就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向敌卫戍总司令部告密。盂士衡由南京到上海，准备向王葆真汇报行动计划时，首都卫戍司令部又派上校随员马志清跟踪前来。由于这个线索，民革沪宁两地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纷纷被捕。在上海方面被捕的有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荣、张克强、许志远、王履和、林涤非及樊崧甫、沈士荣等十余人（临工会16名委员中，被捕者8人）。在南京方面被捕的有刘海亭、夏奉琪（女）、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马骏铭、王鼎臣、周臣千及北区、中区两警察局警官十余人。肖俭魁系中共地下党员，他所在的国民党宪兵团通讯连下级军官和士兵十余人也被株连扣押。孟士衡之妻秦秀卿，亦被软禁失去自由。
民革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胡勤业，因逮捕时不在场，幸免于难。临工会委员梁佐华和任廉儒因国民党特务追查迫害，潜往香港，向民革中央汇报王葆真等人被捕情况，从事营救工作，由民革中央主任秘书吕集义接待，并与中共华南局接上关系，继续进行策动国民党第72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工作。华南局潘汉年派张建良同我们接头。解放前夕，郭汝瑰起义。
王葆真等人在狱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葆真由重庆到了上海，与“周公馆”取得联系，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周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葆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港成立后，王葆真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兼军事特派员；并被派从香港来到上海，展开民革地下工作。
王葆真是1949年2月24日深夜在上海山海关路安顺里徐锡驹家里被捕的，先后被捕的还有徐锡驹等人。他们起初都被关押于威海卫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部牢房。后来，王葆真被移解到提篮桥监狱警察医院5楼，其他几个则分别转押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黄浦区警察分局。
在狱中，同志们虽经国民党特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都忠贞不屈，而尤以王葆真表现更为突出。当时，王已近70岁高龄，在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部时，经过两次刑讯，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对“京沪暴动案”承担了一切责任，并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军事问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与别人无关。”国民党特务见到用硬的一手得不到口供，便施展软的一计。3月3日下午，特务伪装成李宗仁的代表，前来探监慰问，并对王葆真说：“我姓杨，天津人，从前在延安抗日大学读过书，目前在法院做法官。这次是李代总统派我来的。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政府准备释放一批政治犯，请你开列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员名单，以便一一释放。”这个特务同王葆真纠缠了3个半小时，但是王葆真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绝口不吐一字，弄得这个特务无可奈何。
王葆真在狱中受尽苦难，伤势严重，生命垂危，但仍坚持斗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发动内战，祸国殃民。在狱95日，他写诗百余首。他说：“在沪入狱，观察敌特，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乃留诗几篇，说明我们革命的意义，便好与世长辞。”他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牺牲，视死如归。其诗云：“临难毋苟免，舍身贵取义”“闻道夕可死，横刀何足惧”“况我年七旬，古稀堪傲世”“人视囚狱辱，我视光荣极”。
在南京的监狱里，同志们也在对敌人展开斗争。国民党特务对刘海亭、马广运等人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但他们不为所屈，始终不吐口供。刘海亭还提出抗议说：“我是警察局局长，你们为什么要乱抓人？”敌人为千方百计地找寻人证，将孟士衡一度押至南京，与刘海亭、马广运对质。问孟士衡：“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孟士衡神色不变，从容答道：“我不认识他们，不知他们叫什么名字。”敌人又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孟士衡说：“根本不认识，毫无关系。”由于查不出证据，刘海亭和马广运两人乃幸免于难。
多方营救和三志士的牺牲
王葆真因“京沪暴动案”入狱后，获得了各方的营救。周恩来同志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分别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王葆真。李济深主席还亲笔写信给南京李宗仁的代表黄启汉，请其转告李代总统，恢复王葆真的自由。王葆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南京的国民党元老也为他讲话，他的一些至亲好友也参加了营救工作。
王葆真有个女儿，名叫王振琳，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助教，惊闻父亲入狱，就从南京赶至上海探监，得不到狱卒的许可，当场昏厥于门外，经路人抢救，始获苏醒。3月9日，王振琳上书李宗仁，要求代父入狱。该信在上海《大公报》刊出后，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国内各报竞相转载。王葆真在敌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时，被关押于一号牢房。3月12日，隔壁三号牢房里的一位难友从墙缝中塞进了《大公报》的一角。王葆真得知女儿要求代父入狱的消息以后，老泪纵横地说：“余自入狱，未尝动心，闻振琳营救，忽然悲泣”，并写下了一首诗：“木兰从军代父征，缇萦上书代父死。尔今书请代入狱，父闻心悦转悲泣。我视死生无重轻，被拘入狱不惊异。胡为闻报独伤情，儿女岂短英雄气？”
由于各方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而且当时正值和平谈判之际，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和平姿态。李宗仁和何应钦电令上海，将王葆真等人解送南京。但在沪的军统特务拒不执行，而对外则伪称已经解往南京，并在《商报》上发表假造的消息，说“阴谋暴动颠覆政府巨案，主犯王葆真、吴荣、许卜五、林涤非、万行浩等自淞沪警备司令部在沪拘捕后，业经侦查终结，并呈奉国防部批示，于本月（4月）2日正式由沪转解赴京与首都卫戍司令部破获部分并案办理”云云。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李锡九、何香凝（女）李济深、柳亚子、王葆真
1949年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汤恩伯批准，将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下午3时临刑前，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孟士衡从容执笔，写下了最后的遗嘱：“秦秀卿贤妻鉴：我为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汝可改嫁，善自珍重。”写完掷笔，英勇就义。孟是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肖、吴两人是与地下民革联系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血流在一起。据上海《新闻报》1949年5月10日载称，“孟士衡、吴士文各中三枪毙命，肖俭魁中四枪气绝”。
王葆真亦于同日被判死刑，由于各方营救，暂缓执行，得以幸存。5月27日上海解放，由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迎接他出狱。
（本文作者皆为“京沪暴动案”亲历者，稿件来源民革上海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