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始于2006年，那时我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分管文史工作。是年3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史委）副主任刘枫等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此前的2005年12月，文史委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及人民政协报社共同举办了“中国保护世界遗产走过20年”座谈会。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老先生在发言中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京杭大运河申遗的进程。由此，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开始引起文史委的关注，纳入文史委的工作计划，并且成为多年来委员们关注程度最深、参与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参政议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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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文史委从一介入此项工作开始，就作为一支偏师全程参与，协商建议、民主监督，发挥其位置超脱和人才聚集的优势，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2006年5月12日，我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启动仪式，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等领导同志参加。启动仪式之后，陈奎元副主席亲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来自文物、历史、考古、水利、建设、规划、南水北调工程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为期10天的全程考察。调研组行程2500多公里，实地调查了运河沿线18个城市和30余个县区，并会同有关部委在杭州召开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通过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并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建议》。年底，大运河被国家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07年1月，我们文史委在河北沧州召开了大运河沿线城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联席会议，协调各有关城市政协协同动作推进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事宜。接着，在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刘枫副主任代表文史委作了题为“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大会发言。我们还安排了以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为主题的专场记者招待会，刘枫、单霁翔、舒乙、刘庆柱四位委员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同时，陈奎元副主席还会见了大运河沿线8省（直辖市）政协主席，推动协同开展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又率队对河南、安徽境内的隋唐大运河沿线8个城市，30多处遗址遗迹进行了为期9天的调研考察。
2008年6月，陈奎元副主席再次带队开展“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跟踪调研”，数十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分为三个组，分赴山东、江苏、浙江运河沿线城市调研。9月，在江苏淮安召开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有关部委和运河沿线30多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就如何在当前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迅猛的形势下做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进行了研讨。11月下旬，又组织委员和专家对大运河的河北段进行了跟踪调研。
推进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总体上进展比较顺利。2009年4月，在包括全国政协在内的各方推动促进下，国务院成立了指导与协调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省部际会商小组。11月，文史委又在安徽省淮北市召开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出席会议并讲话。
到了2012年，大运河申遗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为确保申遗成功，我们文史委又组织力量同时分赴京杭运河、隋唐运河、浙东运河三条线路全面进行调研、推动。这次调研，走遍了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直辖市），实地考察了22个市的29个县（市、区）的35处运河申遗点和16段河道，听取了相关各省、直辖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交换了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各地申遗工作进行了统一协调。第二年，也就是联合国专家组来我国考察之前数周，文史委又组织有关专家选择几个点段，重点进行检查复核督导。
文史委促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纵跨3届历时8年，扭住不放，接力传递，直至申遗成功。并且，即使在申遗成功后也没有松劲，继续就落实申遗承诺问题开展监督性调研，成为政协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的一个范例。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身临其事，感触颇多。
其一，选好角度就会有所作为。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但有协商建议之责，可以向决策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开展议论和批评，可以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和推动力，这就是政协工作的基本角度。意见、建议、议论和批评都是大目标一致基础上的各种看法、主张或认识，未必都准确无误，但出发点都是帮助找问题、出主意、谋对策、帮助把脉治病，而不是专挑毛病唱对台戏的。其结果，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凝聚力、结合力，而不是分散力和对立。这就叫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时，政协各专委会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参政议政的选题角度也要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其二，协商是个好东西。会协商就要说好“政协话”，这需要有一种久久为功的精神。非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不能追求“说了算”。一方面，既然是协商，就不可能只是一家之言，就有一个各种意见经过协商讨论逐步达成一致的过程。比如，委员们开始提出的是为京杭大运河申遗，经过调查、研究、商量，后来又加上了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调整为为整个中国大运河申遗；另一方面，协商后的意见到进入决策还须有一个实践检验和逐步积累条件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往往不能“一蹴而就”，有些话就得反复说、经常说，而且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入说。像推动大运河申遗这种议题，“说”八年并不算长。
其三，位置超脱也是优势。所谓超脱不是说高高在上或置身事外，而是说没有局部利益和具体利益驱动，没有用权偏正的压力，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位置上看问题。比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所涉及各相关部门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但在涉及局部具体问题时又往往会出现矛盾。2012年我在扬州参加江苏省各相关部门汇报会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家来自职责不同的各个部门，各自守土有责，对你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充分理解的。各个部门尽管各有分工，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在大运河申遗问题上我们是一个整体。大运河是祖宗留下来的，还要再传承下去。我们当代中华儿女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对这种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务必要有敬畏之心。现在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审议的时刻已经很近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容不得我们再来来回回地推扯了。在国家申遗这个大局下，对于具体问题大家彼此之间要主动协调，该保的东西一定要保，该让的东西一定要让，该谁保谁保，该谁让谁让。让不是给文化部门和文物部门让，而是给国家让，给祖宗让，也是给子孙让。为了这个大局，有时候局部就得受点委屈作点让步，甚至牺牲一点利益，这也是为国家大局做出的贡献。当然，在作规划时，必须从总体上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保护本身也是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和协调地发展。但有些事，我们眼前就得作点让步，因为历史和古人不可能给现在和今人让路。对于这一点，不仅文物和文化部门要明白，交通、航运、城建、规划、环保等各部门也都要有清楚的认识。我说的这一番话，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委员们在考察过程中多次讲到的观点。国家文物局的同志说，只有政协在这种场合讲这类话最适合，这是政协的优势。
（作者系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本文原标题为《卞晋平：我参与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一点回忆与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