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上海解放刚两月余，在陈毅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简称上海各代会）召开。不久，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等的电文中说：“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央看了，极为高兴。”这次会议可谓政协工作之发轫。 
01凝聚共识
194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市长。陈毅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有利于建设新上海的力量，落实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时提出的要求：“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与反动势力的残余作继续斗争而取得胜利。”
当年，上海经济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市场价格波动；敌舰、敌机的封锁、轰炸，则使工商业发生严重困难。陈毅做了大量艰巨的基础性工作，在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后统一定名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逸园饭店召开。会议代表共656名，由于各群众团体还未完整建立，旧的同业公会尚待整理，遂由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以商定邀请的方式产生。会议代表由工人、近郊农民、驻沪部队、工商、青年、学生、妇女、文教、医药、宗教、中共上海市委、各民主党派组织以及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等方面构成。
8月3日下午，秘书处主持预备会议，并报告会议代表名单；随即，代表们选举了由宋庆龄（因病未能到会）、陈毅、张爱萍、金仲华、潘汉年、曾山、刘长胜、刘晓、胡厥文、盛丕华、陈叔通、陈铭枢等37人组成的主席团。陈毅作《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七、八两月的工作报告》，内容分“解放上海的经过”“两月来的接收工作”“军管时期的具体工作”“今后应做的工作”4个部分，前两部分讲完，会议暂时休息；然后，在值班主席陈叔通主持下，继续听取陈毅的工作报告，他表示：“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愿意继续帮助各人民革命团体的迅速正式建立，使各界代表会议能以各人民革命团体为基础，扩大其代表性。”
8月4日下午，值班主席张本（青年代表）宣布开会，请各界代表发言；晚餐后，由值班主席胡厥文主持，继续听取各界代表发言。8月5日下午的会议，由值班主席潘汉年主持，仍请各界代表发言。先后发言者共32人，不少未及发言者提交了书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报告，表示愿为克服目前困难、完成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六大任务”而奋斗。经讨论，通过组织劳资关系委员会、组织生产问题研究委员会、组织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委员会、筹组工商团体等5件重要决议案，通过劳资关系等4个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8月26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等的电文中对此充分肯定，并指示：“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
02聚焦生产
在上海各代会中，代表们提交了关于工商产业、劳资关系、救灾、航运、文教等方面的59件提案。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那时提案未正式编号。如今，在相关档案卷宗里，首先查到的是《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提案·关于生产问题之一》；标明日期为“一九四九年八月”，建议内容属解放初期的“当务之急”，主要提案人刘靖基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
当时，上海作为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发源地，民族资本纺织业拥有纱锭139万枚，占全国总锭数的27%，占上海总锭数的60%，可谓举足轻重。在陈毅的亲切鼓励下，刘靖基为了让民营棉纺业摆脱困境，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发起并联络同行开展调研，摸清问题，抓住症结，探索办法，很快形成了有分量的提案。
在《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提案·关于生产问题提案之一》中，有两件提案：“提案（一）”联名者有刘靖基、王子建、荣毅人（荣毅仁）、韩志明、郭棣活，“案由”是“为提议组织上海公营私营纱厂国棉联合采购机构，以及时加紧收购原料，而维纺织生产”；“提案（二）”联名者增加周志俊，“案由”是“为建议设置上海棉纺织业生产辅导委员会，以加强联系，集中力量，克服当前困难”。两者均标明属“棉纺织业”。

▲荣毅仁

 

▲刘靖基

在提案人中，除了刘靖基，荣毅仁也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副主席等职）；韩志明、郭棣活、周志俊等，均为纺织业翘楚。“提案（一）”开门见山地说：“上海各纱厂存棉均极稀薄，除公营中纺各厂外，各私营纱厂存棉平均不足三周之用”；对于如何解决，提出3个“办法”：一是公营私营纱厂“共同组织采购国棉之联合机构”，二是“联合机构在主要棉产集散地如西安、郑州、汉口、宜昌、沙市、济南等处设立分支办事处”，三是“由人民银行，对收购资金，予以调度之便利”。“提案（二）”则直截了当地说：“本市棉纺业现已面临减产停工之危机，公营私营各厂，情况均同。就原料言，尤其私营各厂，已趋枯竭，减工减产，已仅及平时生产力百分之五十”；同时，提出解决“办法”为：“由政府倡导，联合公营私营纱厂，设置上海棉纺织业生产辅导委员会，经常研究有关棉纺织业各项问题，提供政府实施，督促同业推行，以解救困难，维护生产”。提案的“附录”，有一份《上海民营棉纺织工业当前之困难与解救建议》调研报告，其中说明“危机当前，不得不作迫切之建议”，并呼吁“团结一致，以求克服当前困难”。
由于刘靖基等人踊跃助力，上海市人民政府更有底气地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克服原料匮乏、资金枯竭、销售呆滞、开工不足等困难，通过紧急调配原料，组织收购成品，以及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使之逐步恢复元气。至1950年12月，上海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棉纱月产量达1.15万吨，创造了抗战胜利以来月产量的最高纪录。
03建言献策
同年12月，上海一届二次各代会期间，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决定成立上海各代会常设机构——协商委员会(简称上海市协商委员会)，选举产生52名委员，根据上海城市特点和中心任务的要求，委员中工商界和文教界代表占较大比重。
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访问早年投身革命的王尧山（曾任中共上海市纪委书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时，他回忆说：“解放初期，我因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关心过当时各代会和市协商委员会工作。市协商委员会的委员来自10多个方面，是在上海乃至全国有声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士。对于荣毅仁、刘靖基等知名人士，我有较深的印象。到1952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91.5%，那些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功不可没！”在交谈中，他还指出：“上海市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55年5月举行的。但在此前5年多，上海各代会就召开，接着产生市协商委员会，这是政协工作的先声。”
今年，正值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回眸解放初期上海各代会，它的可贵探索显然具有示范效应。其间，率先亮相的刘靖基领衔的新上海民主人士第一个提案，堪称优秀提案：调研深入，分析透彻，提出的解决困难办法可行，所附调研报告和数据表格翔实。而“松江经验”则为新中国县级政权建设和政治协商之肇始，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至1951年全国共2038个县均已召开各代会，占县总数的98.5%。这些早期的工作创新，折射了上海作为红色文化源头、海派文化摇篮、江南文化沃土，在民主建政、政协协商进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