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鲁迅（左二）、林语堂（左一）、史沫特莱（右二）及秘书黎沛华（右一）合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些共产党员同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1933年3月24日和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罗登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因叛徒出卖，相继遭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拘捕。宋庆龄得知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被捕后，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临时执委会议，讨论营救方案，并与蔡元培一起出面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等为被捕者辩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特为此发表宣言，以唤起国人注意。

宋庆龄保存的陈赓像

3月31日，江苏高等法院上海第二分院开庭，“审判”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五人。国民党的法庭警卫森严，座无虚席，从上海各个地方赶来的工人挤满了法庭内外。然而，这是一场强词夺理、愚弄民众的走过场的“审判”。尽管法官和所谓的原告、证人都被被告和律师驳得哑口无言，根据租界法律应当予以释放，但是，法院还是判决由工部局巡捕房把他们移交给国民党当局。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何香凝的积极营救，廖承志于当晚被保释出狱，其余四人则于4月1日被押解南京，关押于军事监狱。

宋庆龄于1933年4月1日发表的《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

审判第二天，宋庆龄怀着满腔的愤怒发表宣言，无情揭露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无耻罪行：这场丑剧“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称赞被捕者“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接着，宋庆龄又与蔡元培联名致电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要求将陈赓、罗登贤等四人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
4月4日晚，隆隆的火车疾驰在漆黑的沪宁铁路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与总干事杨杏佛、法律委员沈钧儒、外籍执行委员伊罗生以及义务法律顾问吴凯声等作为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推举的代表，星夜赶赴南京营救陈赓、罗登贤等四位革命者。翌日凌晨，宋庆龄一行到达南京，下榻扬子饭店。孙夫人的到来令汪精卫、罗文干十分头疼，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来到扬子饭店面见宋庆龄。宋庆龄当即代表同盟，书面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善狱中待遇、严惩狱吏的不法行为等四项要求。
当天晚上，宋庆龄和杨杏佛一行来到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狱，探望囚禁中的陈赓、罗登贤等四人。为应付宋庆龄一行的探监，国民党当局已先行将陈赓、罗登贤等人换到了较好的牢房，还发放了新囚衣。尽管如此，仍掩盖不了国民党监狱的残酷和血腥。监狱中警卫森严，卫兵枪上的刺刀在幽暗的灯下闪着惨白的光，阴森恐怖的监狱中到处弥漫着霉臭的气味。
宋庆龄一行在武装军官和卫士的监视下，走进监狱漫长曲折的甬道，来到关押革命者的牢房。陈赓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他向宋庆龄等痛陈所受的严刑拷打和恶劣待遇，揭露监狱的黑暗状况。在昏暗的牢房中，宋庆龄趁机向陈赓传递了一张中共托交给他的字条。宋庆龄等随即探视了邻监的谭国辅，这位只有十几岁的勇敢的姑娘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同盟会著名活动家谭人凤的孙女，当时伪称陈赓的妹妹，化名陈藻英，她曾遭到英捕房和公安局的殴打，但她意志坚强地向大家表示她不怕。随后，宋庆龄等来到关押罗登贤和余文化的牢房，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罗登贤挺直地站立起来，坚定地对大家说：“我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我愿为这一斗争贡献我的生命，什么也不能动摇我。”
见到这些革命者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后仍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宋庆龄十分感动，更加深了她对国民党当局反动行径的愤慨。回沪后，她立即以同盟的名义再次致电汪精卫、罗文干，要求将陈赓、罗登贤等人即日移交正式法庭依法办理。为了营救陈赓，宋庆龄又一次赶到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骂得俯首无言。不久，经宋庆龄和地下党营救，陈赓等终于逃出虎口。但是，罗登贤却未能逃离魔窟，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紧接着，5月的上海又发生了女作家丁玲和哲学家潘梓年失踪的事件。不久，同盟收到署名蔡飞的一封信，信中报告丁、潘被捕及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左翼作家应修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壮烈牺牲的经过。同盟立即将该信予以公开发表，强烈抗议特务杀害应修人的暴行。接着成立了“丁潘保障委员会”，积极营救丁玲、潘梓年。

1936年丁玲脱险后毛泽东书赠的诗词手迹《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在革命处于危急的紧要关头，宋庆龄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时间短暂，但宋庆龄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对推动抗日救亡、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