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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山歌”是“上海的山歌”?


来源:政协联线 | 2023-10-12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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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本地人的口语中,“唱山歌”可以涵盖一切与歌唱有关的行为。但如果问,什么样的“山歌”是“上海的山歌”?不同的人可能就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也许是“一根紫竹直苗苗”的江南小调,也许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摇曳之音,抑或上海港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口耳相传的儿歌童谣,田间地头劳作时的田山歌,乃至哭丧哭嫁、乞讨叫卖的各种吟唱调……这些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民间歌调,根植于沪上生活的不同侧面,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对上海“山歌”(民歌)的完整记忆,其中,上海港码头号子、青浦田山歌、崇明山歌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民歌
上海民歌,指的是产生并流传于上海地区的民间歌曲。根据语言的地域特点,可分为江口语音色彩区(崇明、横沙、长兴地区等)、东厢语音色彩区(川沙、南汇及奉贤东部地区等)、西厢语音色彩区(嘉定、青浦、金山、松江、宝山及奉贤西部地区等);根据体裁类型,可分为劳动号子(以杨浦为代表,如上海港码头号子等)、田山歌(以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地为代表,如青浦、松江的吆卖山歌、落秧歌,金山的耘稻山歌、奉贤的大山歌等)、小山歌、小调、儿歌和吟唱调(如哭丧歌、哭嫁歌、乞讨歌、叫卖歌)等。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民歌就是人民之歌。
社会生活和劳动实践是民歌产生的土壤,也是民歌纵情抒写的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歌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心灵的写照,也为文艺记录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代提供了重要抓手和生动素材。作为江南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的人文地域、风土人情赋予了上海民歌清丽柔婉、细腻平朴的特性,而上海五方杂处、兼包并蓄的城市文化也为上海民歌的传承发展涂抹上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
以上海港码头号子为例。1870年以后,伴随着旧上海“远东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工业城市的发展,上海码头的货物吞吐量急速扩张。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这些码头工人以“五方杂处”的融合之势,创造出了与内地建筑、农渔类的号子迥然不同的上海港码头号子。这些号子生动记录了上海开埠到20世纪60年代一百多年间码头工人的生存状态,是码头搬运这一产生在特定情况下的职业在同一场景不同年代的缩影。作曲家聂耳曾在上海港码头与搬运工人一起劳动,以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码头工人歌》,淮剧《海港的早晨》和据此改编而成的京剧《海港》中,音乐和唱段也都是以上海港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的。透过码头号子铿锵质朴的节奏,淳朴高亢的呼喊,可以切近地感触到码头工人的心声和近代上海工人阶级的昂扬斗志和奋发的精神面貌,而这也正是上海这座“靠海吃海”的城市不断进步发展的根基。
田山歌手王锡余和他的两个徒弟给学生授课。摄于2010年3月
田山歌,是指那些产生和流传于稻作水田生产劳动之中,主要以表现稻作生产和水乡生活风情为内容的山歌形式。上海田山歌的历史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太湖流域开始有了原始的栽培水稻农业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吴越地区就已经产生了田山歌的原始形态。到了20世纪初叶,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当时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一些郊县中,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田山歌演唱班子,可以从“东方日出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上海田山歌》一书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伟明说:“聆听田山歌嘹亮悠远的曲调,我们似乎看到了被六千年崧泽之火照耀的勤劳朴实的上海先民,在稻田、河岸边创造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代代相传、口口相承,以田歌手旺盛的创造力和表达力将一曲曲清新、柔美的歌谣传唱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
“民间文化一定是跟民俗生活的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服务于民间的习俗、体现着民间的审美,当我们在谈论民间音乐的保存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它的民俗属性。”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遗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的郭树荟说。“当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文明的渗透催化影响,动摇到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活根基的时候,传统的民间文化必然面临消退、萎缩的命运。”

2018年,由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组织、策划、主办的“江南传统音乐及世界传统音乐非遗经典传承联合展演”现场。上图为崇明山歌,下图为青浦田山歌
这些年来,上海市文联、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群众艺术馆及各区县文化部门围绕上海传统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工作。2021年,青浦区人民政府、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遗保护与研究中心首次举办了上海市民文化节江南民歌大赛,以一年做民歌大赛、一年做采风研讨的形式推广传播江南民歌。大赛将江南民歌分成传统民歌、新编民歌以及民歌风格的创新创作三个类别。这也是当下民歌传承传播的三个不同的层级与路径。
2021年东方卫视中秋晚会上,龚琳娜在“山歌潮唱”环节,演唱了由崇明山歌《五更鸡鸣鹁鸪啼》改编的《潮水娘娘》,引发关注。这首歌是上海民歌传承传播中的一个成功案例。2015年,彭程受上海天地世界音乐节的邀请,挖掘、改编上海的本土民歌。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了这首《五更鸡鸣鹁鸪啼》,便邀请崇明山歌非遗传承人张顺法、张小末兄妹在录音棚录下了这首原生态民歌,重新剪辑、编曲,打造成了带有民歌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随着龚琳娜演唱的版本逐渐走红网络,不少年轻人由此知道了崇明山歌的存在。


“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做的更多是学理上、学术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民间音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有很强的即兴成分,演唱者本身就是编创者。如果缺少了有生命力的编创,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那民间音乐就势必逐渐走向衰亡。创作力是很重要的,”郭树荟强调,“现在很多人也在尝试,加一点电声,利用多媒体,或是在舞台表演中加上一点原生态的道具等,我觉得这些尝试都可以探讨。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从民歌的内核上,从艺术本质的层面入手。”
上海谣,林宝 - 上海谣(沪语)
创作过女生独唱《上海谣》、田歌音乐剧《角里人家》、音乐情景剧《上海声音——码头号子》等作品的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聘专家、作曲家侯小声表示:“我们不但要看到历史、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未来,我们该怎么做,做些什么。上海民歌从原生态走向创新的这个过程,需要我们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丰富它、改造它、拓展它。好听的部分继承下来,普通的、不好听的部分扬弃掉,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从传统走向时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民歌。这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吃透生活的本质,活用艺术的语言,这本身就是民歌过去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如此蓬勃繁盛的原因,它也应该是,且必然会是传统民歌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方法和方向。
部分图片来源于《上海田山歌》一书
也许是“一根紫竹直苗苗”的江南小调,也许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摇曳之音,抑或上海港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口耳相传的儿歌童谣,田间地头劳作时的田山歌,乃至哭丧哭嫁、乞讨叫卖的各种吟唱调……这些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民间歌调,根植于沪上生活的不同侧面,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对上海“山歌”(民歌)的完整记忆,其中,上海港码头号子、青浦田山歌、崇明山歌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民歌
上海民歌,指的是产生并流传于上海地区的民间歌曲。根据语言的地域特点,可分为江口语音色彩区(崇明、横沙、长兴地区等)、东厢语音色彩区(川沙、南汇及奉贤东部地区等)、西厢语音色彩区(嘉定、青浦、金山、松江、宝山及奉贤西部地区等);根据体裁类型,可分为劳动号子(以杨浦为代表,如上海港码头号子等)、田山歌(以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地为代表,如青浦、松江的吆卖山歌、落秧歌,金山的耘稻山歌、奉贤的大山歌等)、小山歌、小调、儿歌和吟唱调(如哭丧歌、哭嫁歌、乞讨歌、叫卖歌)等。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民歌就是人民之歌。
社会生活和劳动实践是民歌产生的土壤,也是民歌纵情抒写的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歌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心灵的写照,也为文艺记录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代提供了重要抓手和生动素材。作为江南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的人文地域、风土人情赋予了上海民歌清丽柔婉、细腻平朴的特性,而上海五方杂处、兼包并蓄的城市文化也为上海民歌的传承发展涂抹上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色彩。
以上海港码头号子为例。1870年以后,伴随着旧上海“远东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工业城市的发展,上海码头的货物吞吐量急速扩张。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这些码头工人以“五方杂处”的融合之势,创造出了与内地建筑、农渔类的号子迥然不同的上海港码头号子。这些号子生动记录了上海开埠到20世纪60年代一百多年间码头工人的生存状态,是码头搬运这一产生在特定情况下的职业在同一场景不同年代的缩影。作曲家聂耳曾在上海港码头与搬运工人一起劳动,以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码头工人歌》,淮剧《海港的早晨》和据此改编而成的京剧《海港》中,音乐和唱段也都是以上海港码头号子为素材创作的。透过码头号子铿锵质朴的节奏,淳朴高亢的呼喊,可以切近地感触到码头工人的心声和近代上海工人阶级的昂扬斗志和奋发的精神面貌,而这也正是上海这座“靠海吃海”的城市不断进步发展的根基。

田山歌手王锡余和他的两个徒弟给学生授课。摄于2010年3月
田山歌,是指那些产生和流传于稻作水田生产劳动之中,主要以表现稻作生产和水乡生活风情为内容的山歌形式。上海田山歌的历史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太湖流域开始有了原始的栽培水稻农业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吴越地区就已经产生了田山歌的原始形态。到了20世纪初叶,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当时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一些郊县中,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田山歌演唱班子,可以从“东方日出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上海田山歌》一书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伟明说:“聆听田山歌嘹亮悠远的曲调,我们似乎看到了被六千年崧泽之火照耀的勤劳朴实的上海先民,在稻田、河岸边创造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代代相传、口口相承,以田歌手旺盛的创造力和表达力将一曲曲清新、柔美的歌谣传唱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
“民间文化一定是跟民俗生活的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服务于民间的习俗、体现着民间的审美,当我们在谈论民间音乐的保存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它的民俗属性。”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遗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的郭树荟说。“当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文明的渗透催化影响,动摇到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活根基的时候,传统的民间文化必然面临消退、萎缩的命运。”


2018年,由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组织、策划、主办的“江南传统音乐及世界传统音乐非遗经典传承联合展演”现场。上图为崇明山歌,下图为青浦田山歌
这些年来,上海市文联、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群众艺术馆及各区县文化部门围绕上海传统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工作。2021年,青浦区人民政府、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音乐非遗保护与研究中心首次举办了上海市民文化节江南民歌大赛,以一年做民歌大赛、一年做采风研讨的形式推广传播江南民歌。大赛将江南民歌分成传统民歌、新编民歌以及民歌风格的创新创作三个类别。这也是当下民歌传承传播的三个不同的层级与路径。
2021年东方卫视中秋晚会上,龚琳娜在“山歌潮唱”环节,演唱了由崇明山歌《五更鸡鸣鹁鸪啼》改编的《潮水娘娘》,引发关注。这首歌是上海民歌传承传播中的一个成功案例。2015年,彭程受上海天地世界音乐节的邀请,挖掘、改编上海的本土民歌。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了这首《五更鸡鸣鹁鸪啼》,便邀请崇明山歌非遗传承人张顺法、张小末兄妹在录音棚录下了这首原生态民歌,重新剪辑、编曲,打造成了带有民歌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随着龚琳娜演唱的版本逐渐走红网络,不少年轻人由此知道了崇明山歌的存在。


“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做的更多是学理上、学术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民间音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有很强的即兴成分,演唱者本身就是编创者。如果缺少了有生命力的编创,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那民间音乐就势必逐渐走向衰亡。创作力是很重要的,”郭树荟强调,“现在很多人也在尝试,加一点电声,利用多媒体,或是在舞台表演中加上一点原生态的道具等,我觉得这些尝试都可以探讨。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从民歌的内核上,从艺术本质的层面入手。”
上海谣,林宝 - 上海谣(沪语)
创作过女生独唱《上海谣》、田歌音乐剧《角里人家》、音乐情景剧《上海声音——码头号子》等作品的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聘专家、作曲家侯小声表示:“我们不但要看到历史、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未来,我们该怎么做,做些什么。上海民歌从原生态走向创新的这个过程,需要我们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丰富它、改造它、拓展它。好听的部分继承下来,普通的、不好听的部分扬弃掉,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从传统走向时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民歌。这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吃透生活的本质,活用艺术的语言,这本身就是民歌过去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如此蓬勃繁盛的原因,它也应该是,且必然会是传统民歌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方法和方向。
部分图片来源于《上海田山歌》一书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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