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7日上午，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黄浦码头走上“波尔多斯”号邮轮，赴法国留学。当天，《时事新报》登出《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放洋》的消息，“周恩来”出现于所列浙江学生名单。这是周恩来首次看见黄浦江，以后的峥嵘岁月中，他又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镇定指挥起义
初春时节，上海法租界马路旁的梧桐树枝逐渐绽绿。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一幢沿街并带庭院的三层楼房里，青年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课；周恩来指点着墙上的大比例申城地图，向大家讲解着作战路线，以及如何自我掩藏和巧用火力。这里就是秘密举办的工人纠察队训练班。
复兴中路553弄
从1926年10月起，上海工人相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足遭到军阀残酷镇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吸取经验教训，决定继续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首先，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由广州抵达申城不久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成为特委成员及下设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其次，拟定比较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建起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并为培养军事骨干力量设立了训练班。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战斗。黄逸峰的《我当过周总指挥的联络员》回忆：“战斗打响后，我在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心中总是挂着一件事，就是想见一见我们的周总指挥。正在此时，闸北区委的交通员通知我即刻到总指挥部去接受重要任务。当我一进入总指挥的办公室，就看到一位中等身材，身穿灰色棉袍、西装裤子，脚穿一双黑皮鞋，颈项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的人，乍看起来是一个平凡朴素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他正在看地图，听到我进入办公室，即回转身来看着我，他那一副浓眉，一双目光炯炯的俊眼，给予我极深的印象。郭伯和同志上前把我介绍给周总指挥，他说：‘这就是黄澄镜同志’，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终于见到了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布置任务简单明了，当即严肃地对我讲道：‘啊！你就是黄澄镜，我们刚攻占了第五区警察署，为了便于指挥北站的战斗，决定在第五区警察署设前线指挥所，世炎和伯和同志因你对闸北情况熟悉，都推荐你去担任联络员，怎么样？’我当时感到十分鼓舞，立即回答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如有差错，希望您随时纠正。’从此，在整个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我当了周总指挥的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前方的敌情，跟随他到最前线视察，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
年轻时的周恩来
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六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3月22日傍晚，周恩来下达向直鲁联军上海头目毕庶澄坐镇的北火车站发动总攻的命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也被委任为淞沪防守司令）虽以北洋“骁将”自居，却色厉内荏地把司令部设在一节火车厢里，为的是失败时便于从铁路上逃跑；不料申城铁路工人根据安排提前罢工，有些轨道被撬掉，有些车头被掀翻，这个独霸一方的军阀见势不妙立刻逃往租界，于是到下午六时剩下的敌垒都被攻克。
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市民代表会议，组成临时市政府。周恩来对此感到高兴，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同从汉口来申城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见面时，还积极呼吁支持临时市政府。
健全机关制度
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出席会议。11月上旬，他返回申城。随即，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尽力使中央各部门完善，并整顿党的情报保卫机构；为了适应险象环生的环境，又着手健全秘密工作制度，实现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家庭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据黄玠然（当年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门牌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遗址位于今石门一路、南京西路东南侧转角附近）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当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属于处理中共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地方；周恩来几乎每天要去这个“中央办公厅”，及时听取汇报和解决问题。
由于受条件限制，中共中央各机构不得不分散于多处。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设于上海闹市中心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这里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又有诊所为邻，便于掩护人员进出；周恩来常到这里办公，有时召集会议。距此不远的浙江路（今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周恩来曾在这里同中共顺直、云南、浙江等省委负责人商谈工作。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丽云坊54号则为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遗址位于今静安雕塑公园东侧），周恩来也常去处理各种事务。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亲自为中央直属支部的《支部生活》撰写文章，如在第三期上就有他以“伍豪”化名发表的评论。
1930年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中共中央各部门往来的文件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涉及党的最高机密。4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至夏秋间，在周恩来建议下，筹建中共中央阅文处，主要保存：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文件；党内出版物等。
1931年初，因积累的档案资料已很多，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整理、保存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欣然从命，拟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对如何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明确规定。在最后又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文件处置办法》对红色珍档的妥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批阅的《文件处置办法》
粉碎险恶阴谋
1931年4月，顾顺章（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党的大量机密，使驻沪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挺身而出，经陈云等全力协助，机智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重大损失。
国民党当局对周恩来恨得咬牙切齿，先是下达通缉密令，接着发布悬赏缉拿启事，但始终未能得逞。因而，其又使出更阴险的手段。黄慕兰的《回忆“伍豪启事”始末》记述了1931年12月去见周恩来的情景：“他嘱我注意健康，又表扬我成功地营救了关向应同志，然后对我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我在书桌旁凝神思索了一会”“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敝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周恩来看完，觉得很满意。”周恩来在落实此事后，很快便奉命离沪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从1932年2月16日起，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连续登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党组织在采取有关措施的同时，又按周恩来已同意的方案派人与律师陈志皋联系，而他认为由外国律师出面更合适，并推荐了法国律师巴和，其事务所设于上海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于是，在3月4日，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醒目标题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这则使用“周少山”（周恩来别名）名义的启事措词巧妙，让人看出是对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的，并明确对它加以否认，还申明此“伍豪”非彼“伍豪”。该启事既揭露了真相，又不易被抓到把柄。所以，国民党当局向巴和逼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轻松地回答：“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
就这样，国民党当局的险恶阴谋被粉碎。当年参与造谣的中统特务组长黄凯后来透露：“有一次中统骨干张冲和我谈起C．P.（共产党）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是不是顾顺章的主意？），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中统侦缉队长）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争分夺秒工作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设立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
194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发给华中局的急电稿中，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添加了“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之语。9月14日，周恩来又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华中局，其中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可去上海等地工作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当时，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尚未返回，周恩来就致函委托他选购一台新型的卷筒印刷机。奉命进行具体筹备的徐迈进一到申城，就按照周恩来的嘱咐迅速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设立了收发报电台，配备了精干的编采班子，还在南市租下了印刷厂用房和部分设备。这样，《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已基本就绪。但国民党当局以各种借口加以阻挠，《新华日报》上海版最终未能面世。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机智地决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通过航空寄到上海发行；立即在沪另行注册英文版的《新华周刊》；将党创办的《群众》杂志从重庆迁至申城出版（由半月刊改成周刊）。这两份周刊积极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广泛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成为重要的革命舆论阵地。
1946年7月14日，周恩来为参加关于黄河堵口复堤的联席会，从南京抵达上海。第二天晚上，周恩来不顾长时间会谈的劳累，在“周公馆”接见10多名记者，介绍国民党军队向苏北发动进攻等情况。仅隔数日，他再次在“周公馆”举行大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大家申明：“我们的态度是全面的长期的停止内战，把已经谈好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方案签字，召开政协，改组政府，这才是和平民主的轨道。”同时，他还谴责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严肃指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对于这类暴行如再不制止，再不惩办，再不追究，找出根源，则可以扩大到全国。”此后，他又根据需要屡屡在“周公馆”召开各种规模的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主持记者招待会
7月25日，陶行知因过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在沪逝世。周恩来闻讯赶到，心中极为难过：“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连续失去了三位民主战士，实在没法不使人悲痛！”他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随即，他又指示办事处关心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民主人士，为之送去钱款和衣被。
9月21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朋友在“周公馆”进行座谈，洪深、梅兰芳、周信芳、巴金、郑振铎、柯灵、黄佐临、欧阳予倩、金焰、于伶、赵丹等五十多人出席。周恩来与大家亲切交谈，气氛十分活跃。他着重谈了文艺方向等问题，认为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群众就一定能生根和发展，就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勉励大家：“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坚持进步，多做工作。”
10月19日，上海文协等发起召开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出席了这一文化界盛大集会，并在演讲中说：“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翌日，他与各界人士一同到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亲手在墓旁栽培了松柏。
同年秋，周恩来在“周公馆”接见《联合晚报》总编辑陈翰伯，语重心长地说：“在上海这个地方，由我党直接经办的报纸仅此一家，一定要注意斗争策略，要千万坚持下去，能多办一天就是一天。”《联合晚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以市民最关心的民主、民生问题为重点，大量报道和谈情况，并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和一再破坏停战协定的卑劣行径。
在“周公馆”，周恩来还曾宴请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许多民主人士，阐述党的主张；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介绍国内局势；招待电影界人士，漫谈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接见几位漫画家，建议可发表些反映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社会漫画……总之，他每次逗留申城，都抓紧处理好有关谈判事宜，然后再争分夺秒地开展别的工作，这种竭诚为党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办事处全体同志。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5周年纪念日。这位伟人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