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卷常开，书香常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读书学习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优良传统，徐汇政协结合“汇书院”委员读书活动，特开设“同心汇读”专栏，不定期刊登政协委员及机关干部读书、荐书、评书心得，以书为媒，交流互鉴。
推荐书目阅读人：区政协常委，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  汤鸿
推荐书籍：《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作者：李颖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推荐理由：“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在党史文献中重温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汲取奋进的力量。
汇读感言：
在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总会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成为这个政党、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重大事件、集体记忆，就是百年党史这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的点睛之处和关键历史节点。在丰富浩瀚的党史著作中，《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别具一格，作者李颖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书中选取100件（组）尘封的珍稀文献、380幅历史图片、167个注释，每年以一件（组）珍稀文献包括图片为影，讲述一个重大党史事件。100年，选取100个重大事件，每个重大事件既能独立成篇，深耕细作，又特别注意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后续结果等相关延伸内容，前后接续、点面结合，串联起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作者用准确详实的文献史料、鲜活生动的语言讲述，构成一部简明百年党史。读《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能更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奋斗历程和发展经验的领悟，更好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奋进力量。
原文摘录：               
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中共六大召开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相继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系统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此前，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俄罗斯莫斯科南部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党内刚刚结束了持续6个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而同期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龙源口大捷后达到全盛时期这样的大背景下召开的。2006年，笔者来到五一村，在村文化宫图书馆中查到五一村工厂日志，其中记载着有关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内容；在五一村村民带领下，在废弃的仓库中，发现了俄罗斯旧报纸，“历史一页”栏目的文章名字是《五一村：中共六大》。
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中国革命进入党独立领导创建红军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党先后发动和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创建农村根据地。但是，这时的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怒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大家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过高地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到1928年4月，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才基本停止。
上井冈山，“朱毛红军”的源起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时，决定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当地的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粮；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三湾改编，实施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措施，开始改变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0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部和唐生智部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这是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良机。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他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当时称“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红四军连续打破国民党军“进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6月23日，红四军取得龙源口战斗胜利，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完整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中共六大的召开
在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前后，在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个时候，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面临的诸多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如期召开。出席六大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大会明确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六大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从而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中共六大会址的确认和修复重建
关于中共六大会址，国内一般只含糊地说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镇名称则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就是记述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个大概。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关于“兹维尼果罗德镇”说，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本书是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1980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翻译出版发行。盛岳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章中专门谈到六大会址。书中写道：“一个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回忆说，大会会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这座乡间别墅原来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财产，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银色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而得此名。”
盛岳于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全国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是近40年后写的。他在书中也称，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记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的记忆也靠不住”。据盛岳称，其妻秦曼云“对关于党的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贡献尤为可贵”，因秦当时是从中山大学调去参加六大准备工作的学生之一。但秦自己则说，她连六大会址附近火车站的名称都记不得，“毕竟已事隔40年”。
由此，国内众多著述在介绍中共六大会址时，大多借用盛岳书中的说法，甚至对会址及其周边场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瞿秋白传》，写的是“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银色别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写的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叫做列布若耶（银光）别墅的前贵族庄园召开”；还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拍摄的历史文献片《从一大到十五大》等，都是这么写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著作采用“五一村”的说法，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那罗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乌麦斯基村举行”（那罗福明斯克城即今俄罗斯纳罗法明斯克地区，“波乌麦斯基”即“五一”的俄语音译——引者注）。1999年9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著名汉学家舍维廖夫教授（现已去世）带领下，参观过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清楚记得，当时的路牌上标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罗斯网站上查找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也说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开。同时，盛岳书中对中共六大会址及其周边环境的描述，符合我们参观的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特征，而具体地名不符，估计是那位“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搞错了，或者是由于年代久远，盛岳本人或是其妻记错了。此外，虽然两种说法所称的地点名称不同，但所用的图片却是相同的，事实上都是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的三层楼。因此，关于中共六大会址的争议，应当说可以释疑了。
后经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份能够明确证明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原始档案文献：《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
六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当地居民知道中国人在开会，后来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村民们感到很自豪。他们还说，五一村曾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中共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6年笔者再次去了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址，庄园大门的两根柱子残迹仍在。在岁月长河的侵蚀中，这个曾经辉煌的俄罗斯旧式贵族庄园日渐破败和衰落，到处杂草丛生。会址的楼房墙体已经出现损坏，三层高的楼房类似我们国内所称的“筒子楼”，走廊两侧的墙壁斑驳陆离，走廊尽头堆放着废酒瓶子等杂物垃圾。楼内原住着十几户人家，一次火灾之后，全部搬离。
中共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共六大会址恢复重建工作自始至终受到中俄双方领导人高度重视。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理普京就中共六大会址保护问题达成共识。自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戈洛杰茨副总理共同出席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就有关工作交换意见，从各方面对工程建设给予关心、指导和支持。俄罗斯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积极配合，俄罗斯民众也给予真诚理解和热情支持，各承建单位和前线工人克服各种困难，辛勤工作，中俄双方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场景得以重现在世人面前。
转瞬八十八载风云岁月。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就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致贺词。
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唯一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是建党95周年的献礼工程，是“一带一路”的“中国名片”，是中俄两国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也是中俄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的中俄友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