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兴业路树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一年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老成都路辅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发端。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走过近百年征程。历史一再昭示，中国共产党越是力量薄弱之时，越是重视、需要和依靠统一战线；越是力量强大之时，越是焕发着统一战线的雄浑伟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祥地和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爱国民主运动主要堡垒，上海石库门里弄蕴含着丰厚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值此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联合时报》、政协头条策划推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报道“百年统战在上海”，以赤子情怀重访百年统战的上海印迹，以融媒方式重温百年统战的上海场景，志在引导广大委员和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沐浴新时代阳光，致敬建党百年，我们倍感自豪。
成立工商联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考虑在改造旧中国工业会和商会的基础上，组建新中国的工商联。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中说：“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这可以把工商业方面的活跃人物组织起来，其主要任务：一是他们较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二是使他们有监督地自我改造。”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对工商联组成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1953年10月23日至11月12日，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矗立在上海外滩、竣工于1941年的中国银行大楼，是外滩30多座历史文化建筑中唯一一栋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大楼。
外滩即外黄浦滩，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黄浦江畔。自1844年起被划为英国租界，外国的银行、商行、总会、报馆开始云集于此，外滩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真实写照。
这幢中国银行大楼采用了不少中国传统设计元素，屋顶为四角攒顶、斗拱撑檐设计，正门的门楣上，又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精致浮雕，浮雕上有30多个人物，依照“渔樵耕读、吹拉弹唱、航船打铁、裁衣补锅”的职业身份一字排开。
1949年，汇聚在这幢“中国楼”里的民族工商业者，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前夜
1949年年初的上海，正逢黎明前的黑暗。
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刘靖基曾写道：“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可以说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在旧社会从一个职员做到纱厂总经理，经历种种艰辛和起伏，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时，我对他们不存任何幻想，但对共产党又一无所知，自己既然有了些‘身价’，那能放得下心来？”
当时，刘靖基已抽调了部分资金去国外，还考虑出走香港选址开厂。
素有“橡胶大王”之称的杨少振也有着相似的经历。“1949年年初，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我也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认识，考虑到解放后的处境和命运，忧心重重，疑虑甚多。”他也曾一度纠结于要不要把厂迁往台湾的分公司。
“企业之王”刘鸿生，虽拒绝前往台湾，但因自己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仍有不少顾虑，于是自己跑去了香港。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涌现了大批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正是这一批经历了市场淬炼且极富企业家精神、对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已有所接触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承载了近代上海的光荣与梦想。尽管受到多年战争冲击，上海拥有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仍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36%，上海的工厂家数占全国的64.4%，机器动力达58.4%。对于上海这个全国经济重镇，民族工商业者的去留，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命运，更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举足轻重。
关键时刻，4月7日，中共中央给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发出《关于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指示电：“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
这份犹如定海神针的电报，很快为经济统战工作打开局面。已到香港的刘靖基，在黄炎培等老朋友的劝说下返回上海。杨少振则被办公室抽屉里凭空出现一份宣传材料吸引，这是中共地下党“特意”给他的，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16个字最终让他决定留下。
正在上海吃“官司”的荣毅仁，收到在无锡的荣德生发来的消息：解放军解放无锡，不仅秋毫无犯，还对老父亲礼数有加。荣毅仁总算是定下心来，甚至向妻子表示：“我告诉你，国民党用‘军粉案’来害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我。这是我的判断，我寄希望于共产党。”
荣毅仁的“庭审日”是5月25日，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等他来到法院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里面空无一人，都逃了。荣毅仁心里乐开了花，说：“天助我也，果然是共产党救了我荣毅仁，上海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黎明
5月27日上海解放，黎明的曙光洒满申城。
“但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却是只够全市人民吃半个月的大米，只够烧7天的燃煤，只够维持开工一个月的棉花。全市13647家私营工厂中，仅有1/4左右的工厂能维持开工，更不用说库存空虚，物质匮乏。”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蒋连华告诉记者，“可以说，当时的上海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令忐忑不安的民族工商业者意外的是，距离解放还不到一周，他们就收到了来自人民政府的座谈会请帖，会议地点正是中国银行大楼。这次会议邀请了荣毅仁、胡厥文、刘靖基等30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工商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的召集人，正是刚刚走马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受命于危难之际，陈毅市长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建立上海民族工商业者对新中国政府的信心。当时，他斩钉截铁地指示：“进入上海以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上海解放初期稳定大局，把大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至关重要的工作。”
1949年6月2日下午，新上海首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召开。“工商界的朋友们！”陈毅市长的开场白，让人倍感亲切。从这一句“朋友们”开始，陈毅与大家开诚布公地交流，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上海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家，并不是在场的民族资本家。
陈毅表示，国民党已经被打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建设我们国家的任务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希望工商界朋友们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你们有困难，政府帮助你们解决”。陈毅大气谦和，把党的“16字政策”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让与会者听了入耳入脑，把党的工商政策铭记心间。同时，又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下了。
这些工商业者也敞开心扉，接二连三地抢着发言提问，陈毅耐心地一一作了解答，座谈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
这场会议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荣毅仁后来回忆说：“上海解放后第七天，上海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大官’陈毅市长。他中等身材，器宇轩昂，穿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脚穿布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他向我们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鼓励我们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人民政府会帮助大家的。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神态可亲可敬。”
抱着“试试看”心态走进会场的刘靖基，也清楚地记得：“陈市长在会上反复讲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说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党是欢迎的、加以保护的。他还诚恳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讲出来好让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他的话像春风一样吹散我心头的疑云，我当即起立发言，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其后，经反复思考，刘靖基终于将香港和海外的资金、机器调回上海。
远在香港的刘鸿生，在获悉这次讲话的内容后，毅然决定返回上海，与人民政府合作。更令他意外的是，人民政府还恢复了他在企业的管理职务。
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市长开始的。”正是在这位常常手摇一把葵扇，出没于机关、工厂、商店、银行、学校、证券大楼、教会等场所的新市长带领下，在上海演绎出了一幕幕统战壮剧。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和告诉记者，统战工作就是“交朋友”，交心、尊重为上。“陈毅是中共党内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历经各种复杂的斗争环境，在不同时期交了大量党外的朋友。他到荣毅仁家赴宴翩翩风度，不仅打消了荣的疑虑，也给整个工商业界带去春风。”
新生
为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一项组建相关工商业团体之重任，摆上了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议事日程。
1949年5月27日，市工业会和市商会联合组织成立“上海市商会、工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8月5日，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盛丕华在会上提出“请组织工商联合会”的建议。这件建议案由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等共同提议，连署人包括包达三、陈叔通、徐永祚等24人。
这件建议案将相关工商业团体组建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1949年8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委所发关于准备成立工商业团体电报上批示：“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8月26日下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就在中国银行4楼成立了。会议选出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卢给章和荣毅仁为副主任委员。这表明，党和国家不但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合法性，而且处处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有信心跟着党走。1949年年底，上海各主要工业行业民营企业的开工率，已由刚解放时的25%上升到61.7%，其中钢铁、棉纺、染织、毛纺、冶炼、机器制造等行业开工率均超过80%。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合理调整工商业列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等。
这对占了全国贸易额半壁江山的上海而言，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荣毅仁在参加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的当天，就回到自己工厂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鼓励大家尽快恢复生产。但苦于“无米”下锅，他只能找到潘汉年寻求帮助。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周后，工厂就得到了200万元的银行贷款。之后，潘汉年亲自参加了工厂的开工仪式，拉响了汽笛。
卷烟厂老板经叔平很快也收到了政府的座谈邀请，希望他尽快恢复生产。对于他提出的税负过重问题，也得到了明确答复“可以以后再议”。经叔平听了很高兴，回去之后自己组织了行业的会议，告诉大家共产党关于暂缓香烟税的决定。
得到帮助的合法私营工商业不仅很快渡过了难关，还大大提高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城市工商业迅速恢复。1951年，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39%，私营商业销售额增长了38.7%。
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盛丕华、刘靖基、郭秀珍、荣毅仁、胡厥文、经叔平等一批工商界代表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都曾在此任职。
“这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工商联组织之一，比全国工商联成立还提早了两年。”章义和说，“成立上海工商联合会，宣告了中国工商界爱国人士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