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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周恩来总理侄孙女周蓉:茫茫雾海里,那就是指路明灯
政协头条记者 林海  
来源:政协联线 | 2021-06-01 09:43 字号
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资料图片
周蓉,1963年生于上海,周恩来总理侄孙女,现为上海翔宇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青少年时期曾随祖父和父亲多次到周公馆参访。其父为周尔鎏,1929年年底生于上海,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是周恩来总理关系最为深厚亲密的侄子,自幼遵嘱称周恩来夫妇为“七爸”“七妈”。曾任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年仅17岁的周尔鎏曾三赴周公馆,两次与周恩来夫妇会面,并与七爸周恩来进行单独谈话。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周公馆给青年周尔鎏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总理的言传身教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记者就此专访了周恩来侄孙女、周尔鎏之女周蓉女士,请她讲述那段尘封历史中的生动细节。
记者:第一次来到周公馆,你父亲对当时的周公馆有哪些印象?
周蓉:
1946年5月,我父亲收到了七爷爷写自南京的信,于是遵照信中的指示和安排前往周公馆寻找陈家康先生(当时中共办事处发言人之一),这是我父亲首赴周公馆。刚抵达这里,我父亲立即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经过仔细打量周遭建筑,他发现邻近住宅之一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寓所,上海人俗称为“花园洋房”。我父亲童年时常随我的爷爷周恩霔赴梅宅拜访,那是20世纪30年代,爷爷遵照七爷爷的嘱托与梅兰芳保持密切往来。但在1946年5月,我的父亲看来,这片幽雅宁静的高级住宅区周围却密布着大量国民党特务,已不复他幼年所见的境况。而以七爷爷和董必武等人为首的一批卓越不凡的共产党人却始终坚守在这里,为民主与和平事业坚持斗争。
周恩来在周公馆的办公室兼卧室一角。 政协头条记者张雷 摄
记者:当年你父亲与周恩来夫妇曾在周公馆有过两次会面,这两次会面分别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周蓉:
第一次会面很简短,那是1946年7月,我父亲在陈家康的安排下,与弟弟周尔均一起,在周公馆见到了临时来沪的七爷爷和七奶奶。这是我父亲二赴周公馆,也是自幼儿时他和七爷爷七奶奶分别后的首次见面。当时他们生活贫困,我父亲和他弟弟的身体状况都不好。见到七爷爷和七奶奶的时候,他的弟弟头上生着疥疮,他的眼睛正发着炎。我父亲记得七奶奶给了他们一些药品,便结束了这次简短的会面。
第二次会面持续了整个上午,那是同年9月,通过事先联系,七爷爷又单独约见我父亲,这是我父亲三赴周公馆。七爷爷在百忙中抽出珍贵时间单独同我父亲谈话,从周家小事到国家大事,从我父亲的个人情况到他对我父亲的殷切期盼,七爷爷事事关心、巨细靡遗,既坚毅威严而又温情脉脉,表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国情怀。这次谈话对我父亲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父亲明确指引了前进的政治方向,我父亲也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
第三次到周公馆,有两件事让我父亲印象很深。
一是七爷爷与我父亲谈话结束时已近中午,这时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军官来访,于是七爷爷让我父亲和他们共进午餐。席间,七爷爷与美国军官用英语交谈,我父亲虽然略通英文,却不足以听懂他们所说的一切,但他却为七爷爷对他的信任而高兴。他后来回忆起来,当时他穿了一双露着脚趾的布鞋,模样十分窘迫,但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二是临行前,七爷爷把他们夫妇俩自用的仅有的两条棉被给了我父亲,在他记忆中那是一红一绿的两条被子,用了白色的粗布里子和花色的粗布面子。他后来告诉我,这个小细节也体现了七爷爷对时局的预见性,七爷爷早已做好了国共和谈破裂的准备,周公馆随时可能被撤销,他与七奶奶并无打算久留,所以才把这样必要的生活用品送给了我父亲。
记者:你觉得周公馆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意味着什么?
周蓉:
我认为七爷爷哲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求同存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七爷爷一生始终如一地进行了包括统战工作在内的丰富实践。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七爷爷以“求同存异”思想对待持不同立场的国民党军人,对他们采取了“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促成了大批国民党军人起义或放下武器。他肯定了其中有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贡献,更使他们心悦诚服。这些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中,有不少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是七爷爷早期的学生,他们难免感到愧对老师。七爷爷却对他们说:“应该说是我这个老师不够好,没有尽到责任,尽早引导你们走入正途。”他如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受到普遍的称颂和赞扬。
在我看来,周公馆就像一盏雾海明灯,七爷爷与当时在此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危难的处境中寻求着全国解放的道路,给解放前夕的中国带来了拨开迷雾的耀眼光芒。对我父亲而言,周公馆这盏明灯则为他明确指引了前进的政治方向,他的七爸周恩来更是给他自幼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作风严谨,处事公平。我的父亲时常告诉我,七爷爷崇高的思想、伟大的人格、朴实的作风是我们一辈子学不尽用不完的。在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中,我的父亲虽幼年丧母、生活贫困,但能在周公馆受到这样一位历史伟人的亲自教诲,他感到非常幸运。
责任编辑:张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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