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兴业路树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一年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老成都路辅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发端。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走过近百年征程。历史一再昭示，中国共产党越是力量薄弱之时，越是重视、需要和依靠统一战线；越是力量强大之时，越是焕发着统一战线的雄浑伟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祥地和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爱国民主运动主要堡垒，上海石库门里弄蕴含着丰厚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值此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联合时报》、政协头条策划推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报道“百年统战在上海”，以赤子情怀重访百年统战的上海印迹，以融媒方式重温百年统战的上海场景，志在引导广大委员和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沐浴新时代阳光，致敬建党百年，我们倍感自豪。

绿树环绕的周公馆。 政协头条记者林海 摄

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初夏时分，绿满申城。上海黄浦区思南路73号，依然桐荫苍郁，访客云集。
这里是著名的“周公馆”，一幢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西班牙式花园楼房。根据“双十”协定，1946年5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该幢房屋，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一锤定音：“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积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组织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中国人民争取光明的未来。
在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之下，中共代表团在沪宣传和平民主、广泛展开统战工作。从1946年6月入驻到1947年3月撤离，周公馆见证了当年的风雨历程。驻足周公馆一楼会客厅，仿佛置身于70多年前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聆听周恩来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
如此“万众瞩目”
“思南路桐荫苍郁，周公馆高朋满座。”

——1946年7月18日，《新民晚报》以此为题对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报道
在周公馆的阳台上，周公馆纪念馆原副主任季明向记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顺着阳台望向马路对面，一幢小楼近在咫尺。70多年前，这里是上海妇孺医院，也是国民党特务监视周公馆的据点。“以保甲事务为借口，时与该处接触，借以探询内情。”“为长期派警员驻守，监视其活动，并跟踪内中主要人员，以查其活动范围。”翻阅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密令”，依然可见反动派视周公馆为“眼中钉”之阴狠狡诈之态。
自从成为周公馆后，这幢不起眼的小楼，便成了万众瞩目的地方。原本略显冷清的楼宇，一时间“门庭若市”起来。马路对面出现了无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拉三轮的车夫开始三三两两聚集，买烟小贩、剃头挑子、算卦先生也在门前晃悠。除了正对梅兰芳公馆的南面外，其余三面都有国民党特务盯梢。当时，有一位进步青年这样描写人们眼中的周公馆：“那些日子，人们常常来到这里，静静徘徊在107号（今73号）小楼两旁，不敢停下，又不愿意离开。停下吧，怕引起正在监视着的国民党特务的怀疑；走开吧，又舍不得匆匆告别心头向往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中共代表团成员始终镇定自若，坚持为和平与民主奔走呐喊，类似的“监视”与“反监视”的谍战大片每天都在上演。“周恩来汽车‘生尾巴’”“周公馆阳台上的花盆”等故事，是如今展馆内讲解员与来访游客最为津津乐道的段落，向世人诉说和传递着老一辈革命者泰然自若、不畏强暴的精神财富。
“周公馆也是当时中外记者与民主人士集中的‘大本营’。”季明说，“作为中共向世界阐发和平与民主主张的前沿阵地，受到大量中外人士的瞩目。”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渝抵宁，与国民党政府继续就停战与和平问题进行艰苦谈判。由于国民党政府毫无诚意建立联合政府，致使谈判常常陷入僵局。每当此时，周恩来便由宁来沪，在周公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国内局势，披露和谈陷入僵局的真相。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宋庆龄曾亲临周公馆访问，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等爱国民主人士，也时常来到周公馆。
1946年7月至10月间，周恩来数次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7月18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内战形势、黄河堵口与救济及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害等事件；9月1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指斥美国政府片面援助蒋介石政府，致使内战日渐扩大；10月1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谴责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解放区重镇张家口。
“那几个月中，周公馆的大厅常常挤满了百余名中外记者，听周副主席分析国内局势和阐发我党主张。”周公馆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于土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有时周恩来讲得慷慨激昂了，便直接略过翻译，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第二天的英文报纸上，外方报道中特别喜欢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
何以“满载人心”
“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1946年7月，周恩来手书“李闻悼词”
周公馆的庭院依然是当年风貌，东边的水池和竹篱旁是茂盛的女贞，庭院正中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雪松。当年，周恩来常在这里与来客亲切交谈，也常常深夜难眠，松下沉思。
1946年7月15日晚10时许，周公馆的客厅中，周恩来正在接见十余名上海记者，向他们通报国民党兵力全面围攻中共军队的情况。此时噩耗传来，民主人士闻一多惨遭国民党杀害，这距离另一位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仅仅过去4天。闻讯，周恩来悲痛万分，他含泪向大家痛斥国民党残忍血腥的统治，希望通过记者之口与笔让世界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当晚，周恩来在周公馆亲笔写下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短短70余字，字字千钧。
10月4日，上海举行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会上，邓颖超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短短几分钟，人群中爆发了几次热烈掌声，连准备捣乱会场的特务们都跟着鼓起掌来。两天后，周恩来亲自出席在静安寺举行的李闻两位烈士的公祭会。自此，“反内战，反独裁，反特务暴行”的口号响遍全国。
1946年6月，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周恩来就及时提出疏散民主人士以防意外发生的建议，并指示上海工委要时时关注党外人士的安危。同年9月至10月，根据谈判即将全面破裂的形势，周恩来在部署党内干部疏散计划的同时，还亲自安排实施疏散党外人士的工作。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大批党外人士在办事处撤离前后分批撤离上海，并在工作生活方面得到妥善安排。
陆诒是当时活跃在上海新闻战线上的一位民盟成员。当得知陆诒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后，周恩来立即派人通知陆诒离沪赴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陆诒得以购买去香港的船票。当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密切监视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民主人士的行动后，周恩来请董必武转告他们：速在香港布置退路。
“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多年后，当时的中共代表之一李维汉这样总结那段历史。“周恩来直接领导并参与的保护党外人士的工作，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势力企图削弱革命力量的阴谋，保卫了我党长期统战的成果，也为新中国召开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副研究员乔金伯说。
统战“前哨阵地”
上海各界“一般政治人士大有进步”“多能识破蒋政权之无望及美帝国主义之实质”，上海上层民主分子“多关心我之一切做法”，上海的商人也由“过去怕共产党”变为“不怕共产党，而怕国民党”。

——1946年9月，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
1946年2月间，中共代表团第一批人员华岗、潘梓年、乔冠华等刚到上海，马上就与民进、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建立联系，积极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宣传党的和平、民主、团结政策。
“作为中共南京局在上海的分支机构，设立在周公馆内的中共上海工委通过座谈会、讲座、聚餐会等形式，广泛接触上海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政策，努力扩大其在国统区的影响。”乔金伯说。
1946年夏季，上海滩的书报摊上出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刊物——《群众》周刊，周刊通过大量文章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真面目，宣传了我党的和平民主方针。各界群众通过这份周刊突然拨开了重重迷雾，了解了所谓“和谈”的真相。《群众》周刊上海版于1946年至1947年间在上海国统区出版，社长兼发行人为潘梓年，总编为章汉夫，皆为上海工委委员。国民党将《群众》周刊视为眼中钉，多次无理“抄收”、蛮横“查封”，上海工委为了坚守这块阵地倾注了很大精力。直到1947年，中共上海联络处撤退前夕，《群众》周刊才停止出版。在此之前，它就像一把“尖刀”似的始终坚持斗争。
周恩来要求上海地下党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斗争中与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1946年6月，上海工委提出，在上海发动一场由上海人民推举代表赴南京进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运动。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共南京局的重视。在周恩来领导下，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积极配合，经过酝酿协商，很快就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成员名单定了下来，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被推选为和平请愿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准备择日赴南京请愿。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即遭到埋伏在车站附近的大批特务凶残的围殴，前后达五六个小时之久，4名代表身受重伤，前来采访的《大公报》《新民报》等报社记者也惨遭毒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周恩来连夜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赴中央医院慰问。走进医院，周恩来向请愿团的同志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握住周恩来的手呜咽道：“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下关惨案”让民主人士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相。此后，各界代表络绎不绝前往医院慰问受伤代表。雷洁琼后来回忆说：“前来探望的大中学校学生等人在同我谈话时表现出的对时局的关心，对祖国命运的担心，对我们代表团成员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在沪期间，周恩来高度重视对文艺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前来周公馆，其中包括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1946年9月21日，周公馆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向到会的周信芳、白杨等50多位文艺界人士作形势和文艺方向报告。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上海文协等团体发起的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使广大文艺界人士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树立起胜利的信念，鼓起工作热情和斗争勇气。
“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在周公馆从设立到撤离，不过短短9个月的时间，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团结民众、凝聚人心的统一战线工作，促使统战人士和社会各界向我党靠拢，接受我党的政治主张，从而团结了更多的朋友。”乔金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