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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左联成员周文之女周七康:我的父辈,真正的革命者
政协头条记者 潘良蕾  
来源:政协联线 | 2021-05-25 09:53 字号
童年周七康(前排左二)与她的家人 (资料照片)
“我的父辈,真的可以为了党和人民牺牲自己一切。”在年近八旬的周七康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周七康的父亲周文,左翼作家,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秘书长。母亲郑育之,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他们都曾是左联成员,与鲁迅、冯雪峰、丁玲等并肩战斗。”说起这一点,周七康眼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崇敬与自豪。
关于父母和左联的故事,她如数家珍,向记者娓娓道来。
在鲁迅指引下投身文艺大众化工作
20世纪30年代初,来自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的周文,在安徽安庆遇见左联派去发展工作的叶以群,从此投身革命。1932年,周文来到上海,参加左联,积极响应左联文艺大众化委员会号召,投身文艺大众化工作。
周文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将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名著《毁灭》改编为大众通俗本。紧接着,他又改编了曹靖华先生翻译的苏联名著《铁流》。这两本通俗本,用笔名何谷天,于1933年5月和6月先后由光华书局出版,在当时获得极大社会反响。
“这正是受了鲁迅先生‘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指引。”周七康告诉记者,“父亲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左联,在虹口有幸认识了鲁迅先生。”
那时,热爱文学的周文,每写一篇作品,都会送到鲁迅先生的住处或内山书店请教鲁迅先生。每次都能得到鲁迅先生的热心帮助和指导。在左联的四五年中,他写下了数十篇小说、散文和杂文。“是鲁迅先生把他培养成了一名作家。”周七康说。
深受鲁迅信任的周文,还曾在他担任交通时,帮鲁迅办过一件要紧的“私事”:帮他买火腿和实用的东西,并以商人的身份送到西安,再转送陕北的毛主席和党中央。
鲁迅去世后,周文写了《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学习鲁迅先生》等十多篇纪念文章,表达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与怀念。在鲁迅指引的大众文化的道路上,他一路阔步向前。
“正是在鲁迅先生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引导下,父亲到了延安后,大胆开拓文艺大众化工作。” 周七康介绍,他曾担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创办了《边区群众报》;他深入群众,倾听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吸收地方文学营养,把报纸办成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报刊,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毛泽东在给周文的信中,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在冯雪峰领导下完成党的任务
1932年年底,周文到达上海后,在左联担任小组长,并负责左联内部文件的刻印发行工作。
不久,周文接受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交给他的任务,为“工农通讯社”刻印钢板。1933年9月,周文夫妇为宋庆龄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作筹备、宣传、保卫工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被压迫人民得解放,为建立新中国的共同信念、理想和共同的事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从那时起,冯雪峰与周文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友谊。
1935年,上海地下党被敌人破坏,与中央失去了联系。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工作。他暂住在鲁迅家里,从鲁迅那里了解到周文的情况。周文夫妇以前的工作表现,冯雪峰非常肯定,认为周文政治上可靠,办事认真负责。于是,鲁迅给周文写了一封信,约他到四川路桥下的天潼路电车站会见一位“故人”。
周文怎么也没想到,那位“故人”竟然是他的老朋友、老战友、老领导冯雪峰。
从那天至1937年9月,冯雪峰在上海期间,周文都担任着他的内部交通,也就是中共中央驻上海联络处政治交通,负责把上海的报告、文件等带到西安,与中央交通员在联络站接头;从西安带回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文件和指示等。
在冯雪峰的直接领导下,周文完成了许多任务,包括协助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为冯雪峰起草文件和保管方志敏的书稿《可爱的中国》《清贫》等重要物品,协助料理鲁迅丧事、联络文艺界人士等。郑育之也曾是冯雪峰的市内交通。那时,她身上经常藏有冯雪峰交给的密信,送往潘汉年等人手里。
他们之间的信任、友谊,融化在这许许多多的默契之中。
替丁玲照料母亲和儿子
另一位与周文关系密切的左联人士,是作家丁玲。周七康告诉记者,她的家里曾有一枚丁玲的私章。那是父母替丁玲领取稿费用的。
1931年2月,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当局秘密逮捕杀害。这对丁玲打击很大,但是她依旧坚强地投入工作。1932年,周文到达上海后,了解到胡也频丁玲夫妇的事情,他打心眼里敬佩胡也频的英勇不屈,也敬佩丁玲的坚强勇敢。
1933年2月,周文入党的那一天,丁玲作为周文的入党介绍人,给周文上了一节重要的党课。此后,周文在丁玲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一同研究左联工作、一同研究文艺创作、一同作社会调查……
“当年5月,丁玲被捕,关押在南京长达3年之久。在此期间,父母不顾自己生活清苦,经常拿出生活费,寄给丁玲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和儿子。之后,他们得到左联领导指示——到良友图书公司领取丁玲著作《母亲》一书预支的版税。”周七康介绍,就是为了领取这笔钱,父母特意去刻了一枚“丁玲”的图章,并将钱寄回了丁玲的老家。
丁玲被捕期间,她坚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无时无刻都想回到党的怀抱。1936年9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她趁敌人麻痹之时逃出虎口,从南京回到上海。那天,冯雪峰安排郑育之打扮成阔小姐到上海老火车站北站接应她,并告之丁玲,组织上已同意她到陕北解放区去,由周文具体安排送她启程。
熟悉丁玲的周文知道,她牵挂着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建议丁玲出一本小说集,给他们祖孙二人赚得一笔生活费。丁玲马上拿出几篇近作,再加上周文收集的被捕前发表的几篇,加在一起正好可以出一本书,取名为《意外集》,交由周文,请他送往良友图书发行公司。“领取稿费时,丁玲已在陕北,父亲也是拿着那枚‘丁玲’的图章,取钱后邮寄给了丁玲的母亲。”周七康说。
如今,前人虽都已作古,他们的精神却历久弥新。“我至今仍然记得,父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让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种无私和伟大,非常感人。”周七康感慨道。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看着祖国今天的成就,作为曾经为此奋斗、牺牲过的左联成员的后裔,我由衷地开心、兴奋。”周七康老人激动地说,“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党史,学习老一辈的高尚品德,坚守他们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责任编辑:管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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