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近期，同舟君将带大家一起回顾上海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从中感悟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共同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不断开创上海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百姓渴望和平民主，休养生息，重建家园。陪都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12月16日，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建国会，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发起签名的134人中，有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胡厥文，以及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联系的工商界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
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东移，1946年4月12日，成立不久的民建总会迁往上海，直至新中国成立。1946年11月10日，上海民建地方组织成立。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民建总会在沪期间，上海民建组织与在沪的民建总会一起，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参加下关请愿 反对内战独裁
面对蒋介石扩军备战，上海人民掀起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群众斗争浪潮。1946年5月5日，民建等53个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6月15日，民建举行第7次会员座谈会，认为“和平不能等待，要人民去争取”，正式通过推派代表晋京请愿的决定。21日，民建发表《为挽救国运 解决国是 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指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大声疾呼“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
6月23日，马叙伦（团长）、雷洁琼、蒉延芳、吴耀宗、陈震中、陈立复和民建会员盛丕华、张䌹伯、包达三、阎宝航等10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请愿团”，乘火车从上海北站出发，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罗叔章，随行人员胡实声也都是民建会员。上海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北站广场集会欢送。
1946年6月，上海各界组成上海人民赴（南）京和平请愿代表团。请愿团成员合影：左起：蒉延芳（后加入民建）、胡子婴（民建）、盛丕华（民建）、张䌹伯（民建）、阎宝航（民建）、雷洁琼、包达三（民建）、马叙伦
列车11时开动。这时，代表们受到了暗藏在列车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车经过苏州、常州、镇江时，不时有国民党特务和伪装成“苏北难民代表”的特务前来纠缠和阻挠。代表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全车旅客的共同努力下，摆脱了他们的阻拦。当晚7时，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就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暴徒特务包围。阎宝航挺身出来讲话，被特务强行拉住，要他下跪，阎宝航愤慨地说：“我是东北人，在日本人的刀枪下也没有下跪过。要跪办不到，你们可以开枪打死我。我要为国家留下一些体面！”特务们恼羞成怒，拳打脚踢，殴辱足足半小时之久。马叙伦、陈震中、雷洁琼及两位记者也遭到殴打抢掠。陈震中、雷洁琼回忆当时的情景：“（特务）一面打，一面把我拖出候车室，一直把我打倒在地上。”“他们把我的东西都抢掉了，皮包抢掉了。” 当时有宪警在场，但不加制止，稍后更不见踪影。经多方交涉、营救，直到凌晨2时，伤者才被送往南京中央医院，暴行达7小时之久，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中共代表立即赶赴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周恩来对代表们说：“你们为和平奔走，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24日，民建闻讯即急电慰问，并派胡厥文赶赴南京。下午，部分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报告组织请愿经过并发表声明。代表团公推蒉延芳为负责人，要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在见面时谎称:“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放心，和平是有希望的，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就在两天后，他就发动了全面内战。
25日，民建对“下关事件”发表文告，要求国民党严惩凶手，立即停战，彻底履行“四项诺言”。2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联名写信给盛丕华等，对上海赴京请愿团代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还表明了中共的观点。7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请愿代表，写到：“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1946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等联名写信慰问上海人民赴（南）京和平请愿代表团成员
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派人轮番动员黄炎培参加“国大”，遭到黄炎培的严词拒绝。11月10日，民建举行上海分会成立大会，通过《民建上海分会成立宣言》，阐述了民建当时的政治主张、政治态度和“不右倾、不左袒”的立场。“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
11月15日，国民党单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民建数次声明坚决反对，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哪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
转入地下斗争 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民主人士。1947年，国民党血腥镇压青年职工和学生运动，造成“二九惨案”“五二〇”大血案等惨案。5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文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随后，国民党在上海等地逮捕和屠杀大批爱国人士。11月，为积蓄力量，民建转入地下斗争，用青建、莫建、包建等为代号，以聚餐会为掩护，在红棉酒家、上元公司及私人住宅聚餐的同时研讨时事、互通消息，或邀请一些著名人士交换意见，或邀请进步人士分析国内外形势，或介绍中共政策及解放区、解放战争情况。许多工商业者就因参加聚餐会活动，消除了疑虑，陆续参加了民建。
1947年底，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阐述了中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给民建和工商界以极大的鼓舞。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一次核心层聚餐会上，商定早日派人与香港中共组织和各党派取得联系。随后，王纪华、盛康年等频繁往来于沪港之间，听取在港中共代表意见，并向上海同仁传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很快得到在港民主政团的响应。当时，黄炎培在上海获得消息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中共号召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由香港回到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夜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张䌹伯、杨卫玉、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实际上宣布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是民建作出的历史抉择，是民建前进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开展地下活动 协助解放上海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黑名单到处流传，爱国民主人士不断被捕。为更有效地开展地下工作，民建总会于1948年11月15日在红棉酒家召开留沪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推出处理会务全权代表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3人，负责组成上海临时干事会（简称临干会），承担民建总会和上海分会所赋予的职权，领导和组织会员开展地下活动，并指定黄竞武、范尧峰、钟复光、徐又德、何叔伦、丁云山、周庚、朱德禽、张勉之、陆亚东、莫艺昌、何萼梅、胡肇昌、笪移今、吴荫松15人为临时干事，其中莫艺昌、周庚、黄竞武为常务干事。分设秘书、组织、财务、联络等组。并设置了许多秘密联络点：有红棉酒家、上元公司、中国钟厂、中国银行2楼、中央银行404室、襄阳北路31号、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圆明园路协进大楼、建国中路153号、浦东同乡会大厦等。临干会经常在秘密联络点开会，交流情况，商讨工作，继续组织会员进行活动。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在上海的民建总会接到邀请后，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至3月底，民建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分批秘密离沪，辗转抵达北平。3月26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单独晤谈，黄炎培成为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第一位客人。毛泽东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建国会可以牵头中国的实业家，向他们传递和解释中共的政策。1949年4、5月间，在北平，中共就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问题接连邀请熟悉上海情况的民主人士一同探讨。盛丕华提出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不入住民宅的建议被中共领导人所采纳。上海解放时，人民解放军不住民房，露宿马路，纪律严明，给上海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4日，黄炎培在北平通过电台广播，呼吁上海同胞一致团结起来，掀起和平运动，迎接上海解放，得到留沪民建会员一致响应。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商报》刊登了民主建国会《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在上海的工商业者“维持并恢复生产，协助人民解放的事业，并毫无迟疑地振奋起来，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9年5月27日，民建在《商报》发表《欢迎人民解放军民主建国会宣言》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在沪的民建会员利用自身社会地位和关系，协助解放军攻克上海。姚惠泉、陆勋利用与建造上海四郊碉堡的陆根记营造厂的关系，设法得到碉堡图纸，及时送交解放军部队。民建会员组织印刷中共的政策文件，用写信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中共政策、时事形势，分发宣传资料，组织消防队，保管工厂的帐册、图纸、物资和机器设备等。
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黄竞武（黄炎培次子），利用中央银行稽核的身份团结争取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参与金融界、新闻界揭露国民党政府偷运黄金、美钞去台湾的内幕；积极收集“四行二局”有关组织人事和业务资料等情报。黄大能（黄炎培四子）回忆，竞武那时常说：“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我们要做配合工作，不让那些官僚资本转移。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我们要团结工商界朋友，使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为新中国服务。”黄竞武经过同事介绍，联系上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并成为党外工作人员，积极为策反到处活动，数次冒险去南京策反国民党中央税警团团长。许多同志劝他赶快离沪，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他说：“决不能因个人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当知悉爱国人士尚丁、陈仁炳已被特务写在黑名单上时，他立即放下手中工作，迅速通知他俩及时转移躲避。5月12日，黄竞武在中央银行办公室被埋伏的特务绑走，受尽毒刑逼供，但他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被特务活埋遇害，时年47岁。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在中纺十七厂的护厂斗争中，为掩护其他同志先行撤离，被捕牺牲。总会常务理事郑太朴应中共邀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因积劳成疾，不幸在途中去世。上海解放后，黄竞武、姜化民、郑太朴三位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上海解放后，民建由地下转为公开。在上海的常务理监事和临干会商定：把上海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5月30日，民建上海临时会员大会发布《告会员书》号召会员协助接管，加紧生产，动员人民，支援前线。黄炎培等9位民建会员受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代表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有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大会上发言。22日，民建总会向大会发出贺电：“象征着全国人民大翻身大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在北平开幕，全国人民今后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向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道路迈进，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们为此敬向大会致最热烈的庆贺，并保证今后为彻底执行大会决议而努力。”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黄炎培、李烛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关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格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
来源：《铭记与传承——上海多党合作事业光影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