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位于南京路江西路口的大公报馆。上海图书馆 藏

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百年。
说到金庸的“以前在上海辰光”，那是他从1947年离开杭州后到1948年赴香港前的一段时光。时间虽然不长，但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结婚。也是在这里，他考入《大公报》。人生中两个重要方向——成家和立业，都与上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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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上海城隍庙。
曲艺界四代同堂，正为滑稽泰斗姚慕双庆祝85岁生日。“王小毛”王汝刚当然在场。但巧的是，因为要拜访一位事先约好的朋友，他从寿宴上走开一会儿。
就在边上的饭店内，“王小毛”看见了一个人——正在用餐的金庸先生。
听到服务员叫着“王小毛”，金庸抬头道：“原来你是位滑稽名角，我看大家都蛮喜欢侬的，久仰久仰。”
“哪里，查先生著作等身，‘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对你久仰、久仰，甜酒酿。”“王小毛”开起玩笑。
“大侠”哈哈大笑：“滑稽表演交关有趣，我蛮喜欢，以前在上海辰光，我经常在无线电里收听，有些节目现在还有印象。”王汝刚忙问：“您听过什么段子？”“大侠”略一思索：“喏，好像是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笑嘻嘻表演的《火烧豆腐店》《七十二家房客》《关门大拍卖》。对，还有《宁波音乐家》，‘来发，米纱线度来’……”
五年后，在写文章回忆这件趣事时，王汝刚遗憾道：那次城隍庙里遇“大侠”后，他本想陪金庸到姚慕双寿宴以促使两位大家会面。没想到，姚老师因年事已高，已先行回府休息了。后来，离开上海的金庸特意给王汝刚寄来一幅题词：“滑稽轩渠嬉笑怒骂，评弹人生振奋世情。”
说到金庸“以前在上海辰光”，那是金庸从1947年离开杭州后到1948年赴香港前的一段时光。时间虽然不长，但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结婚。也是在这里，他考入《大公报》。人生中两个重要方向——成家和立业，都与上海有关。
那时，金庸还不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名作家；那时，人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自浙江海宁到上海，于报界初露头角的青年——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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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22日，经报业前辈陈向平推荐，“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兴趣”的查良镛入职杭州《东南日报》，成为外勤记者。
2016年《东方早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时，为时任社长高克勤做过一次访谈。在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编辑时，高克勤介绍了来自上海宝山的老出版人陈向平和金庸的一段交往：
陈向平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受党的委托，打进了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团结一批进步文人，还发现、培养了一些青年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以金庸名世的查良镛。
当时查良镛是衢州中学的学生。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了查良镛写的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这篇文章观点犀利，充满活力，陈向平欣赏之余有点担心撰文者的处境，便将署名改为“查理”，将文章发表。这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去寻访“查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以后，陈向平又编发了查良镛的几篇文章。
1943年夏，查良镛考进了重庆的政治大学，仍保持着与陈向平的书信联系。1946年夏，查良镛因家境败落无法继续求学，欲去杭州谋职，写信给陈向平。
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海作为总社，由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一路回到发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继续出版。陈向平看了查良镛的来信后，热心地向杭州《东南日报》推荐查良镛。
当年，查良镛进入《东南日报》做译稿记者，工作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发表署名“查良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这也是他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一年后，他离开杭州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译文编辑，也是陈向平举荐的。
晚年，金庸在《名人传记》上撰文回忆当年时说：“20世纪40年代我在陈向平主持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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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大公报》上海馆公开招聘三名翻译，成为金庸人生的转折点。
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成绩均优秀，以第一名录取，10月底正式入职。
《大公报》曾两度在上海出版。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今延安东路）创刊出版，营业所设在四马路436号（今福州路）。大公报在抗战后于上海复刊，选址在南京路212号（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口）。此时《大公报》在上海共有4处场所，分别是经理部、编辑部、总管理处和员工宿舍。
查良镛曾对同学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在为《大公报》工作同时，查良镛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
《时与潮》1938年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迁往重庆，抗战结束后在上海复刊，编辑部先在长春路392号，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号，后者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查良镛的工作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查良镛再把译文和原文核对一遍予以发排。（蒋俭《上海文学散步》）
报业的训练，让查良镛养成了能迅速分析各种讯息、出手极快、文笔好、文章质量高的特点。这些特点，确保查良镛顺利踏进了报界的大门，从而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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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47年11月，查良镛向《东南日报》正式辞职。在此前提出请长假时，他写道：“工作殊乏成绩，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
来到上海，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同时，也在族兄，时任上海市地方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查良鉴的帮助下，插班入上海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学习。
查家是海宁望族，康熙年间，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美誉。因科甲鼎盛、名人辈出，所以查家被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位查良鉴也非等闲之辈。
《上海审判志》资料显示，查良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又就读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入密歇根大学研究深造，获法理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
当工作事业步入正轨的时候，查良镛的爱情也有了丰收。他当时正在交往的女友杜冶芬是名医杜宗光的女儿。其时，杜宗光在上海工作，让妻子和女儿住在杭州西湖边的房子里。杜冶芬的弟弟冶秋1947年8月从上海去杭州度假，在看《东南日报》时去信编辑部，一来二去认识了查良镛。查良镛登门拜访小读者时，为冶秋姐姐冶芬的美貌所折服。
“次日，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沓戏票，约我们全家去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那天看戏，一家人全部出席。幕间，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这个看戏入神的杜冶秋在1955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后来成为著名演员、导演，在话剧《樱桃园》《商鞅》和电视剧《济公》中均有出色表演。
1948年1月，胡政之赴香港筹备《大公报》，急需人手，临时派查良镛去半年。3月30日，查良镛乘飞机到香港，担任《大公报》香港版国际电讯翻译员。不忍相思之苦的查良镛于1948年秋天向杜家提亲，同年，查良镛和杜冶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婚后，杜冶芬随查良镛前往香港。虽日后天各一方，但相爱的时刻还是真心实意。
媒体人曹可凡在一篇怀念黄永玉的文章中，提到黄永玉来沪办展时和杜冶芬的一次聚餐：
“见到她时，永玉先生也是喜不自禁。他回忆道，那时候他与金庸夫妇同住九龙湾荔枝角，房子是用木板搭建起来的简易房，生活条件艰苦，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冶芬女史记得，永玉先生当时名义上是编辑，但也经常充当记者角色，为新闻事件画插画。永玉先生说，最大的快乐来自那段上班的行程：‘每天下去坐巴士到报馆，到了尖沙咀，坐船到中环天星码头就开始哼交响曲。走到报馆门口，如果没哼完就再往回走，完了再进去。一路上还可以看各家外国航空公司的广告宣传画。就这样，一路哼一路看，快乐无比。’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平生第一个画展，冶芬女史主动请缨，担任其画展工作人员，负责贵宾签到。我听着老人们回忆往事，既感慨时间的无情流逝，又感受了世间友情的温润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