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校女工为战士赶制衣服（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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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开埠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带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和发展，浦东沿江地区码头、厂栈渐成林立之势。陆家嘴地区则成了码头、造船、卷烟、棉纺、酒精等行业在浦东最重要的聚集地，诞生了浦东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最早开展工人运动、开展革命宣传的地方。陆家嘴，培育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往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厂大罢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即将在上海召开。此时，一场罢工斗争也正在浦东陆家嘴酝酿。
同年7月20日下午，英美烟公司一厂卷烟车间百余名工人因反对外方监工克扣工资、殴打工人，交涉未果后愤起罢工。21日，工人们派张涛等人去二厂求援，获得后者响应。资方见势不妙，勾结警方，将张涛抓捕关押。工人闻讯群情激愤，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
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得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的消息后，党组织立即派出李启汉前去领导这次罢工。
李启汉来到罢工工人经常集会的吴家厅刘公庙，号召工人不分帮派、不分地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他鼓励道：“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二、三角钱，资本家却要损失好几万，他们是拼不过我们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鼓舞信心的同时，李启汉又指导工人组织罢工领导机构，选出工人代表，建立办事处，并帮助起草罢工宣言、传单内容，还正式提出了与资方交涉的八项条件：一、普遍增加工资；二、今后按期加薪；三、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四、罢工期内的工资照发；五、以后不准虐待工人；六、周六半天及周日的工资照发；七、年节休假日也要照发工资；八、不准开除工人代表。
随着罢工的持续，外埠商家纷纷向英美烟厂催货。资方使尽手段，依然无法逼迫工人复工，为尽快止损，罢工持续两个星期后，英美烟公司大班毛利斯只得亲自出马，邀请工人代表前去谈判。谈判过程中，工人代表对八项条件进行了重申和补充，除了“罢工期间工资照发”这一条，毛利斯基本都答应。李启汉审时度势，与工人代表反复磋商后认为可作适当让步。该条要求最后修改为资方赔偿罢工期内工资1800元大洋。历时3周的罢工取得了胜利，8月10日下午，全体工人鸣响爆竹，进厂复工。
以英美烟厂罢工的胜利为标志，陆家嘴地区首开全市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纲领明确、组织严密的工人罢工之先河。随后，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烟草工会成立。
“星星火种”女工夜校
1908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初创时，活动内容主要围绕宗教进行。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之风渐浓，女青年会把工作重点转向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旧俗及救济贫困女生、女工等方面，逐步从一个宗教团体发展成公益团体。
1928年，女青年会劳工部针对浦东陆家嘴地区工厂密集、女工童工深受剥削的状况，开设了青年会的第一所平民学校。校址设在赖义渡路（今烂泥渡路），邓裕志担任第一任校长，在浦东引领起接受新式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新风尚。1930年，女青年会所属平民学校一律改称女工夜校，浦东平民学校也改称浦东女工夜校。
1933年，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介绍，共产党员徐明清到浦东女工夜校担任高级班教师。徐明清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女青年会爱国人士紧密团结合作，在提高女工文化水平的同时，还以编写国难教育课文、开展文艺活动等方式，启发女工的思想觉悟，取得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可。
徐明清与邓裕志等校领导带领全校师生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掩护和救助革命志士等活动，并培养女工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个被发展的徐佩玲，后来成为夜校的教师，是党在浦东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骨干之一。
当时，女工夜校经常组织学生排练节目，深入贫苦群众中进行演出，宣传革命思想和抗日救亡意识。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浦东女工夜校的师生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有的参加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有的参加抗日义勇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徐佩玲的妹妹徐佩珍，1938年入党后，参加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在1942年日伪“清乡”中壮烈牺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女工夜校纷纷停办，徐佩玲回到浦东的峻德中小学代课，坚持地下斗争，担任中共浦东地区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1945年年初，她参加了浦东工人地下军的筹建工作；1949年2月，调往沪西，任中共沪西民营纱厂的分区委书记，组织工人进行护厂斗争，迎接上海解放。
浦东女工夜校作为由宗教团体创办的一所公益性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引下，成为广大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实现思想进步的大熔炉，成为培养锻炼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的秘密阵地，成为团结各方爱国志士、共同抗击侵略的坚强战场。
“红色摇篮”洋泾中学
陆家嘴地区的知名学府——洋泾中学，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浦东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浦东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连柏生（1908—1992），原南汇县祝桥镇人，8岁进私塾读书，凭着扎实的英语基础考入全英语教学的上海邮务海关学院，后来又考入上海私立大夏大学。
1935年7月，27岁的连柏生来到浦东洋泾中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兼授《公民》课。他为人正直，秉公办事，受到学生、同事的尊敬。1936年春，身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的校长张载伯宴请教职员时，一腔热血的连柏生讲了些不满现状的话，差点被查处，几经周旋，风波才告平息。但连柏生渴望改变现实的愿望日益强烈。结识中共党员蔡悲鸿后，受其引导，连柏生逐步确立了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而斗争的崇高理想。
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连柏生毅然弃职返乡，走上了抗日革命道路。在他的影响下，顾正钧、林有用等一批洋泾中学的进步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南汇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9月，连柏生与同乡青年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及共产党员姜文奎、蔡志伦等创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日军的战斗。次年，“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连柏生部队”。
1940年8月，连柏生按照党“灰色隐蔽”的方针，打通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的关系，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将“连柏生部队”扩编为“第五支队”，任支队长。1941年，连柏生根据党的指示，向浙东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将其领导的五支队分期分批转移至浙东。1944年1月，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构，连柏生任主席。1945年，日本战败后，连柏生随浙东游击纵队北撤至苏北解放区，其后又到东北工作。
连柏生的学生林有用，与其一同转战浙东，1949年后，任嘉兴军分区参谋长。学生顾正钧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政治指导员、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师政治指导员，在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中多有建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正钧还与连柏生所在志愿军部队一同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洋泾中学，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爱国学生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校内不仅有数量可观的中共党员，还建立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学生联合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掀起护校斗争高潮，组织收集敌人的情报提供给解放军，有力地配合了上海的解放斗争。为人民军队取得“战上海”的胜利、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