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周报》第一期

《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伪装封面《实业周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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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旗》《红旗日报》到《红旗周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留下珍贵记录。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办报一线的同志前赴后继，不断转移秘密印刷点、采用多种方式掩护刊物印行，坚守宣传阵地，传递革命信息，播撒革命火种，其革命精神熠熠生辉。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才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不少机关和革命团体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国民党提出“以党治报”方针，规定非国民党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思想的指导与管理，在此背景下，共产党的所有报刊都处在被取缔之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的地下斗争。
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在上海应时而生，顽强坚守党的舆论宣传阵地。《红旗》系列刊物发行期间，中共中央锲而不舍，印刷一线的同志前赴后继，不断转移秘密印刷点、采用多种方式掩护刊物印行，保证了刊物的稳定刊行。
从《红旗》到《红旗周报》
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新闻宣传遭到封杀，党报的出版与发行转入地下，而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则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污蔑与攻击。中共中央相当重视党报的发行工作，“八七会议”后所发通知指出：“党的出版物之分配和传播，各级党部应该认明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应该使中央及自己对外的出版物深入普遍于广大的群众，对内的出版物，中央的须使各区委或县委至少有一份，省委以下的则各支部都必须有一份。”
为更好地宣传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于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自第24期起改为三日刊，每逢星期周三、周六出版，共出126期。1930年8月2日停刊，8月15日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件有力工具。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红旗》采用秘密发行方式，建立秘密发行机构，并委托上海报社、海光日报社、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各分会、上海工联会各分会、各地赤色工会、共产党支部等革命团体协助发行。与此同时，采用当时通行的伪装封面之法，用一些其他封面作伪装以蒙蔽国民政府的审查。
《红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喉舌，是党宣传理论主张和路线政策的工具。其主要目的与性质在于：“鼓动群众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改组派，鼓动群众进行一般的政治与经济斗争，分析国内外重大政治事变……并指导实际的具体革命斗争。”《红旗》设有社论、转载、国内消息、国际消息、一周评论、问题与回答、短斧头等栏目。其内容大致包括：共产国际议决案及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共中央的各种报告、宣言、决议案，各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工人生活状况及罢工斗争情况等。《红旗日报》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斗争的重要史料。
《红旗日报》虽几度易名伪装，但其印刷所依旧先后被国民党捣毁，1931年3月被迫停刊。1931年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决定由其任主编，作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于1931年3月9日以《红旗周报》名义秘密发行。《红旗周报》先后为周刊、半月刊和不定期刊：第1—9期为周刊，以报纸形式出版，每期四版；自第10期起，以书代报，并利用通俗读物作为封面以示伪装；自第59期起，刊物又改为半月刊，每月发行两期。其间，因中共中央机关多次转移，发刊时间亦随之不定。《红旗周报》共出64期，另有增刊、附刊13期，1934年3月1日终刊。
《红旗周报》并无固定栏目，在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宣传中共中央的革命路线和斗争方针，分析中共中央在不同阶段的政治任务、革命目标、革命手段和革命方法，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路线；二是侧重针对国际形势和国际事件，分析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态度，鼓舞社会各界反帝的斗争信心；三是注重对中共过去某个时期内开展的各类社会运动进行经验总结，分析斗争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
为防备国民党检查，《红旗周报》在发行本上不刊登发行人、主编和社址等信息，且社址和印刷所亦多有变动；只在增刊和附刊中偶尔表明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多数刊物只呈现报头和内容。
《红旗》系列刊物印行一波三折
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环境，党领导的文化团体往往采取不断更换刊名、调换出版社和印刷点等办法，灵活机动地坚持斗争和传播思想。《红旗》系列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出版的红色刊物，同样也只能秘密印刷和发行，发行期间转换了多处印刷点。
因为出版工作秘密进行的性质，所以许多秘密印刷点的具体地址已不可考。当时承印《红旗》系列刊物较为有据可考的地下印刷机构主要包括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秘密印刷所、齐物浦路（今江浦路）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以及梅白克路（今新昌路）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
1930年至1931年间，《红旗》印刷工作屡起波澜。1930年9月26日清晨，汇山巡捕房在华德路意大里（今长阳路328弄）36—38号的福民印刷所拘捕了承印《红旗日报》的职工黄德宣、陈君富、杜阿宝等17人，其中10人被判刑8个月至1年不等。1930年11月起，《红旗日报》转到临平路9号仁基印刷所秘密印刷。但好景不长，12月7日，许多办报人员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红旗日报》被迫停刊。1930年12月20日，《红旗日报》再度复刊。但在1931年7月，中共中央在虹口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2048号的秘密印刷所因叛徒出卖而遭破坏，杨匏安、罗绮园等16人被捕，《红旗日报》再度被迫停印。尽管屡遭挫折，但种种艰难险阻并未能阻断《红旗》杂志的发行，共产党人很快汲取教训、重整旗鼓，采取更为隐蔽和稳妥的印刷与发行方式。
1931年夏，中共中央派人另找秘密印刷所，经多方努力，印刷点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1180号一幢沿街市房，以烟纸店为掩护，继续印刷出版。此时，杂志已改名为《红旗周报》，以伪装封面掩护发行。目前，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红旗周报》，其伪装封面就包括《时时周报》《实业周报》《平民》以及《光明之路》等。中共中央派王中等同志参与秘密印刷工作，并在印刷所楼下开设萃丰祥烟纸店作掩护。王中对外的身份是该店老板。为防止机器响声外传，房屋四周及顶和地板铺上厚棉毯来隔音，夏天也不轻易开窗。印刷所内除上级负责同志和党内交通员，禁止他人来往。为谨慎起见，屋前两排窗户和屋后亭子间窗门均设有秘密信号。1931年年底，由于党中央出版部负责人失踪，该店被撤销转移。
1931年年初，中共中央委派毛泽民与钱之光在齐物浦路元兴里（今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筹建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这是相邻的两幢两层楼房：一边为秘密印刷厂，另一边为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钱之光负责印刷厂对外的联系，由毛泽民直接领导。印刷厂由瞿云白夫妇居住，以住家的形式掩护印刷厂。从外部进入印刷厂，首先是个小天井，而后是客堂，客堂后边是后堂，印刷机就安放在后堂内，再后面是灶披间。绸布庄住着钱之光一家，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这里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平时用衣柜挡住秘密印刷厂与绸布庄相连的墙壁，看不出活动墙壁的痕迹。印刷用的纸张，均伪装成绸缎布匹进隔壁的绸布庄，再通过活动墙壁送进隔壁印刷厂。钱之光曾撰文回忆，元兴里附近工厂环境吵闹，适合办印刷厂，机器轰鸣能掩盖印刷机的声音。这处理想厂址本有希望长期维持，但刚开张几个月，就遭遇重大变故。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迫使中央立即采取多项隐蔽转移措施。印刷厂遂转移到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以烟纸店作伪装。二楼两间为住房，三楼为排字、印刷及装订车间，底层开了一间烟纸店，印刷厂负责人依旧为钱之光，化名徐之先，以烟纸店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施有章、赵锡群负责印刷，杜梅臣负责铸字、印模、制型版，杜延庆、霍彤光负责排字，何实山、何实嗣、钱宛正负责装订、包装。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苏区来的文件、文章，印制有关宣传形势、罢工斗争情况的传单，同时还曾印刷《党的建设》《红旗周报》《布尔塞维克》《实话》等刊物，直至1932年夏搬离此处。
之后，印刷厂又辗转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386号、武定路181弄12—14号、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三处。频繁的搬迁之中，印刷厂仍坚持印刷了党的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塞维克》等机关刊物，还配合了上海工人斗争，直到1933年1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迁往江西中央根据地。
从《红旗》《红旗日报》到《红旗周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全党办报的方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留下珍贵记录。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办报一线的同志前赴后继，不断转移秘密印刷点、采用多种方式掩护刊物印行，坚守宣传阵地，传递革命信息，播撒革命火种，其革命精神熠熠生辉。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才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