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赵之谦完成画作《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后写到“任渭长死，吾谁与语”，寂寥叹息之情跃然纸上。任渭长，即任熊（1823年—1857年），浙江萧山人，是晚清著名画家，海派绘画的代表人物。赵之谦的义兄丁文蔚与任熊是同乡，由于赵之谦与任熊的画风相近，因此互论画理，一起作画，彼此仰慕对方的才华。任熊不幸英年早逝，令赵之谦引以为憾。赵之谦的这套《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共12帧，现藏上海博物馆，长22.9厘米，宽31.9厘米，以鲜艳的色彩描绘了牡丹、令箭、荷花、菊花、葫芦、梅竹、芙蓉、鸡冠花、桃花、水仙、罂粟花等12种花果，寥寥数笔，潇洒自然。浸淫百家，熔铸一炉，存见贤思齐之笔，益迥异时流之处；私淑前贤，取法同侪，拙逸之美不流于俗，灵秀之气不绝于书。启功先生称赞此画是“画笔灵奇，魄力雄伟……然未有能及此册之奇者，击节之余，特为表而出之。”
赵之谦（1829年－1884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字撝叔，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是海派绘画的先驱人物。潘天寿先生认为“咸、同间，会稽赵撝叔（赵之谦），宏肆古丽，开前海派的先河，山阴任伯年继之，花鸟出陈老莲（洪授）、参酌小山（邹一桂）、撝叔，工力特胜，允为前海派的突出人材。光、宣间安吉吴昌硕，初师撝叔、伯年（任伯年），参以青藤（徐渭）、八大（朱耷），雄肆朴茂，称为后海派领袖”。赵之谦在咸丰、同治年间是晚清画坛的领军人物，笔力雄健，既富传统，又创艳丽，实开海派绘画之先河。
“海派”一词最早出现于晚清民国期刊《太平洋画报》，是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一批居住生活在上海的画家力图摆脱旧画风，冲破传统藩篱，吸收借鉴外来艺术，标新立异开拓出全新的画风，代表人物有“一赵”（赵之谦）、“二熊”（朱熊、张熊）、“三任”（任熊、任熏、任伯年）、“四杰”（任伯年、蒲华、虚谷、吴昌硕）。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起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号称“十里洋场”，上海既是西方殖民者渗透我国的桥头堡，又是中西方文明的交汇点。那时的上海有大量新兴的资本家、洋行买办、官僚地主、巨商富贾等，他们的审美观各不相同，但构成规模庞大的买方市场，于是全国各地的绘画高手纷至沓来，云集沪上，在继承传统绘画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中西融合，破格创新，百花齐放，雅俗共赏，在风云际会中海派绘画应运而生。
程十发先生认为“海派无派”，这正是海派绘画的特点“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会古今中外艺术的精华。海派绘画并不局限于上海本土画家，而是来自全国各地，尤以江浙籍最多。其中，赵之谦被公认是“海派之祖”，是海派绘画的开派人物和领袖画家，赵之谦以深具书法和金石意味、饱满鲜亮的色彩开创出海派绘画的先河，以富有开拓性的创造精神，开启海派绘画的历史性辉煌。以赵之谦为首倡，张熊、任熊、朱熊、蒋宝龄、胡公寿、程庭鹭等画家先后崛起，铸造出海派绘画早期的辉煌成就。紧随其后的任伯年和吴昌硕等人先后扛起海派绘画的大旗，将海派绘画推向繁荣，海派绘画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影响力从上海向全国甚至日本、东南亚等中华文化圈辐射，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
从海派绘画的异军突起，再到海派京剧、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服饰等层出不穷，海派文化独树一帜，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成为海派文化的真实写照。海派文化既有十里洋场的繁华，也有中西合璧的包容，更有日新月异的进取。海派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特点，比如黄浦的开埠文化、南市的老城厢文化、卢湾的白领文化、杨浦的屯兵文化、徐汇的藏书楼文化、松江的书画文化、青浦的耕织文化、闵行的工业文化、浦东的创新文化……从历史到当下海派文化的基因是多元的，海派文化既有浓烈刚性的文化气质，也有梧桐掩映下的书卷气息，还有扶助弱者的侠义之风，更有铮铮铁骨的民族大义，海派文化呈现的雄浑勃郁之气、阳刚朴茂之相、壮美激越之情，这些共同构成了今天上海的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