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90周年。左联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它在从建立到解散的六年中，领导中国左翼文学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但左联并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而具体领导它的就是直属中宣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一、首次建立中央文委
为什么要建立中央文委呢？原来，在中共建党初期，是没有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直到中共六大，也还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当时中国，也还没有任何政党提出过在文化上进行战略布局。但是，1929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打破了这一状况，首次提出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文化斗争。这次会议作出的《宣传工作决议案》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文委）。它的任务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
那么是什么促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呢？这要从当时上海的“革命文学论争”说起。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陆续向上海聚集，加上之前已经在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南国社等进步文化团体，形成了庞大的左翼文化群体。为寻求对黑暗时代压抑空气的冲击，创造社、太阳社发起了“革命文学论争”。但是，他们错误地把矛头对准了鲁迅、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等进步文化界人士。1928年12月，周恩来、李立三等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议后回国途中，从黑龙江绥芬河回国，经哈尔滨回上海中央机关。在哈尔滨，当时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任国桢向周恩来、李立三汇报说：他收到鲁迅从上海来信，谈到“革命文学论争”的情况。鲁迅为什么写信给任国桢说这些事呢？原来，任国桢曾经研究过苏联的文艺论争，曾翻译《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鲁迅曾为他这本书作序。鲁迅这次写信给他，是因为当时创造社说鲁迅不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以鲁迅希望任国桢帮忙搜集一些苏联的文艺理论书籍，以便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周恩来、李立三听了汇报，感到这场论争的方向不对，变成了同室操戈，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这促使他们思考左翼文化界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在左翼文化团体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鲁迅是五四以来一直站在进步力量一边的一面旗帜，把矛头对准他，是不对的，这样反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左翼文化界应该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组成联合战线向黑暗势力冲击。然后，1929年6月25日—30日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时，在李立三、周恩来主导下，作出了建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布局文化战略的决定，就是为了让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文化团体与鲁迅、茅盾等进步文化人组成联合战线，推动左翼文化发展。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六届二中全会后，李立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兼任中宣部部长，实际主导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李立三立即开展工作，组建中央文委班子，任命中宣部干事潘汉年任文委书记。最初成员有朱镜我、李一氓、王学文、冯乃超、林伯修、杨贤江、彭康、彭芮生、吴亮平。先后任中央文委书记的有潘汉年、朱镜我、冯乃超、祝伯英、冯雪峰、阳翰笙、周扬。
二、筹组左联
中央文委成立的具体时间约在1929年7月到8月间。李立三除部署中央文委中止“革命文学论争”，并亲自与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创造社、太阳社内的党员谈话，指出他们的偏向，扭转他们的观念和态度。潘汉年也积极开展活动，他原本就是创造社成员，与创造社沟通比较顺畅。11月间，受李立三指示，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找到当时中共党组织与鲁迅的联络人冯雪峰，要他去征求鲁迅的意见：由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组成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左翼文学团体，团体的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想听听鲁迅是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让鲁迅来决定。冯雪峰原来是湖畔诗社的诗人，1927年在中国革命低潮中入党，他与鲁迅过从甚密，这时候正与鲁迅合作创办《萌芽月刊》。鲁迅听了冯雪峰转达的消息很高兴，表示完全同意组成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鲁迅表示“左翼”两个字还是用好，站位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点。李立三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出面会见鲁迅，与鲁迅取得共识。李立三对鲁迅明确表示，创造社太阳社把之前矛头对准鲁迅等，是不对的，他已经向他们指出了。左翼文化界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李立三和中央文委的诚恳态度，取得了鲁迅的充分信任和理解，鲁迅欣然表示愿意与创造社等联手来开展左翼文学运动。其实鲁迅刚到上海的时候，原本就有与创造社联手的打算，后来由于郭沫若被迫秘密离开上海而没有成功。
由于中央文委的大力推动，各方经充分沟通，取得了共识，协商确定：由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左翼作家三方力量为主，成立筹委会，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外，还从当时上海地方党的闸北第三街道支部抽调作家夏衍参与筹备。
1929年底，在潘汉年的主导下，各方经协商，提出了一个12人的筹委会名单。他们是：创造社的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太阳社的钱杏村、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鲁迅及其周边的冯雪峰、柔石，还有夏衍。经过充分沟通，1930年2月16日，左联筹备会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会议达成共识，批评当时左翼文化界存在的四个偏向：一是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是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开展批评；三是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四是“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对于当前任务，提出三点努力方向：一是对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的严厉破坏；二是对新社会的理想的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是加强新文艺理论的建设。这个总基调，体现了李立三与鲁迅取得的共识，有些表达的口气都是鲁迅的。会议宣布成立左联的筹备委员会。这之后，创造社的冯乃超等，曾把起草好的左联纲领草案拿给鲁迅征求意见。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
中华艺术大学是一所进步力量集中的大学。1925年底，上海艺术大学的一部分进步学生，为反抗学校当局压制学生运动，在陈望道等教师的支持下，脱离上海艺大另组中华艺大。1929年中华艺大改组后，迁址窦乐安路（现多伦路），陈望道任校长，夏衍任教务长。教师和学生大多是左翼进步人士。鲁迅曾多次应邀到该校演讲。左联成立后，这里成为左翼文化的大本营。
3月1日下午，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特地找了会场所在地闸北区委一位负责人一起，在夏衍、戴平万陪同下一起到中华艺大看场地。他们从门口到每间房，都作了仔细观察。甚至对有没有后门，如有紧急情况怎样从后门疏散等，潘汉年都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作为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显示了对整个成立大会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了他善于做秘密工作的优势，所以左联成立不久他就被周恩来调去中央特科了。
《文学月报》创办于1932年7月15日，由文学月报出版社编辑，执行主编是姚蓬子
会议的安排，整个方案都是由潘汉年主持制定，并报中央同意的。会议首先推选鲁迅、夏衍、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创造社的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的纲领作说明，然后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讲话，但对外是以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出面。然后是鲁迅讲话，再接着是彭康、田汉、阳翰笙等发言。这些都是在筹备会上商定的，也是经潘汉年报中央同意的。可见，左联的成立是中央文委一手组织的。左联对外有秘书处书记、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下设若干委员会。每个盟员参加一个小组的活动。左联又发展外围组织，在大学里成立青年文艺研究会，在工厂、基层建立读书会、读报会、讲报团等。左联内部的党员组成党团，是左联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团书记由中央文委任命，先后由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担任。其中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周扬先后升任中央文委书记。
左联成立后，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首先派出左联骨干成员筹组各界左翼联盟。3月田汉等发起成立左翼戏剧运动联合会；5月20日，杜国庠、王学文等筹组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7月，许幸之、于海等发起筹组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8月戏剧运动联合会改为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联）……等团体，号称“八大联”。1930年10月，在中央文委推动下，各联盟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形成了完整的左翼文化联合战线。这个“文总”，是所有左翼文化团体的总协调机关，但它的组织机制跟左联等相似，也有公开的秘书处书记和宣传、组织部门，内部也有党团，党团书记多数情况下由中央文委的负责人担任，有时候推选一位适于公开的左翼人士担任。实际上，“文总”就是中央文委的对外公开机构。
之后，中央文委不断传达中央声音，组织领导各大联盟开展文化斗争；在1931年左翼文化遭受挫折后，率领左翼文化界奋起抗争，在左翼出现关门主义倾向的时候，指导左翼调整战略与策略，在国民党提出“文化剿匪”政策后，领导左翼文化界顽强斗争，突破“文化围剿”重围。
三、江苏省委文委与左翼在沪的文化活动
1934年6月到1935年2月，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文委书记阳翰笙也被捕了。文委的党员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5年6月，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召集左翼各联盟负责人开会，重组文委，会议选举周扬为文委书记。这样，文委艰难地重启了，并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工作。1935年底起，文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令，决定解散左翼各联盟，投入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推动各界抗日救亡活动，文委在1936年2月推动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晓主持重建的中共上海地下党（隶属于潘汉年、冯雪峰领导的上海办事处，江苏省委还没有重建时）建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书记是王尧山，“群委”下设工人工作委员会、职员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这时期，文委已经不是“中央文委”，也不是“江苏省文委”，而是隶属于上海办事处下属的“群委”。
《文学(上海1932)》创办于1932年4月25日，半月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
1937年秋，中央正式批准重建的江苏省委成立后，“群委”取消。随后江苏省委重建了包括文委在内的各委员会，主管文委的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此时期文委的负责人先后有孙冶方、王任叔、唐守愚、梅益、姜椿芳等。成员有夏衍、钱俊瑞、曹荻秋等。同年11月，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夏衍、钱俊瑞、曹荻秋等离开上海。后来还有姜君辰、林淡秋、顾准、王元化、钟望阳、姚溱等进入文委。1942年，中央决定江苏省委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但文委没有撤退，他们与远在苏北根据地的省委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坚持开展工作。
此时期江苏省文委开展的工作，实际上取代了之前文总的职能。由于1936年包括文总在内的左翼文化组织全部解散，之后的上海文化界再没有像左翼“八大联”那样由文委直接领导的团体。1937年重建的江苏省文委不仅仅是决策和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实施团队，它通过协调各界“救国会”和各个文化团体开展活动。包括：通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13支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演出，其中两支留在上海活动；创办《救亡日报》《译报》（《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神州日报》《导报》等等报刊，通过复社（胡愈之负责）出版《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等等大量书籍；创办《民族公论》（王任叔主编）、《文献》（阿英主编）等大量期刊；戏剧界建立了于伶负责的专业话剧团和杨帆负责的各业余话剧团。专业话剧团曾演出《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等剧，业余剧团曾开展“星期小剧场”活动，受到周恩来表扬。另外，文委通过“文化界救亡协会”“职救”“学救”“工救”“教救”“妇救”等组织，开展各界救亡协会联席座谈会等活动。此外，还支持《文汇报》刊登了《鲁迅日记》和《延安纪行》，还影响了租界《申报》《新闻报》等报纸的导向，抗战后期动员大批进步青年奔赴根据地，曾组织慰问团慰问新四军，还曾成立“文化总支部”领导文化工作。整个抗战期间江苏省委领导下的文委始终在发挥作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四、中央文委的设立对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中共的历史上，中央文委的成立，是六届二中全会的首创。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决议案》相比以往的宣传工作决议，对宣传工作的关注范围更广，思路更开阔，措施更切实。它指出：要利用一切公开宣传的可能，要到反动势力下的群众中去宣传，要利用群众性组织开展宣传，这些都是以前的决议所没有的，特别是采用建立健全宣传文化组织的措施，是更加切实有效的。这也正是后来中宣部和中央文委一直在贯彻的精神。建立大批左翼文化组织，依据的正是这个精神。
中央文委通过各左翼文化组织内的党团开展工作。党团是左翼文化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和领导机关。左翼组织的指挥系统依据党团的指示开展工作。也就是说，各左翼组织的一切活动，最高的指令来自文委。比如各左翼文化组织负责人的任命，包括左联的历任负责人即党团书记，都不是通过选举，而是文委指定的。比如每年要迎接“红五月”，要发动集会、游行，要调整斗争策略，都是文委的决策。当时在公开的左翼文化界的最高指挥机关是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即文总。文总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文委。它指挥文总，也指挥所有左翼文化团体。对左翼文化界来说，文总是协调机构而不是领导机关，文总所起的作用是协调各大盟的行动步骤而不是领导各大盟。尽管文总的要求也同时是文委的要求，但各左翼组织直接接受文委而不是文总的领导。左联的成立，左翼各大联盟的组织，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都是在文委的领导下开展的。文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总指挥部。
左联刊物《文化月报》
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在当时中国各大党派中也是一个首创，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中共之前没有，比中共历史更长的国民党到这时也还没有，其他党派就更加谈不上了。国民党直到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才决议成立了一个“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之后，其主任委员陈果夫牵头制定的《文化事业计划纲要》，于1936年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从此，文化统制政策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但实际上国民党这个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无论在功能定位上，还是实际效果上，跟中共中央文委根本无法比拟，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失败了。
因此，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对于国共开展舆论战、争取民心的博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建设上，也留下了大批经典成果。在文武两条战线的对决中，在文的战线上，共产党已经建立了完全的胜势。而且，按照六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各根据地苏区政府也相继建立了文委系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中的传统做法。后来延安也重建了中央文委系统，西北局、陕甘宁和晋察冀等边区都建立了文委，形成了更加完整的文委系统，对抗战文化、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的建设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地看，正是从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始，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博弈中，很快建立了舆论上、民心上的优势，有力地配合了军事上的博弈，文武两手并用，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