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宋庆龄（前排左二）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前排右一为史良
今年是史良诞辰120周年。史良与宋庆龄结识，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救助妇女姐妹于水火，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史良与宋庆龄结识，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3年5月，邓中夏（化名施义）被捕后，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总会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活动，并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
宋庆龄为此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做律师的史良。史良曾回忆这次会见，说:“孙夫人一见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丽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着我，给我以信心和勇气。她讲话简短、明确，态度沉着、镇静，眼光坚定、柔和。”
当天，她们为营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邓中夏商讨了法律援助办法。史良还请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一起承办此案。虽然因为林素琴的叛变，营救最终失败，但此后，宋庆龄经常介绍“营救”性质的政治案件及妇女案件给史良。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救助妇女姐妹于水火，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5年年初，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会上推举宋庆龄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36年11月23日，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非法抓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
宋庆龄得知沈钧儒等7人被捕后，十分愤慨，立即带领救国会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
她先嘱孙科带上她的亲笔信星夜兼程，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处，请其敦促放人。12月16日，宋庆龄与马相伯、何香凝3人亲笔签名，向全国同胞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几位被捕先生的自由”。《宣言》的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展开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给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压力。国内政要李宗仁、冯玉祥、于右任和国际著名学着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致电南京政府，呼吁释放“七君子”。
为救“七君子”出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又发起“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7月5日，宋庆龄和胡愈之等知名人士一起，自带行李，从上海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宋庆龄表示，一起来的人同“七君子”一样，都是爱国者，理当同罪，要求入狱，这让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敢答应。宋庆龄提出探望“七君子”，她首先来到史良被单独关押的房间。她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宋庆龄发动并亲自参加的这次“救国入狱”运动，使狱中救国会七领袖和广大爱国人民受到巨大鼓舞。一时间人们盛传“国母孙夫人来苏州营救‘七君子’了”。这使“七君子”更加坚定了他们与国民党斗争到底的决心。由于宋庆龄等坚决斗争和国内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未能对“七君子”强行定罪。“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得以胜利解决。
力劝宋庆龄北上
1949 年5 月28 日，史良前往位于上海淮海西路的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在新生的上海与史良重逢，心情十分喜悦，她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经过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先后给中共中央回了两个函件，表示歉意，称“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拜会宋庆龄。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专程拜访了宋庆龄。但是宋庆龄仍然没有作出决定。
位于常州市和平南路143号的史良故居
史良和宋庆龄比较亲近，所以了解宋庆龄为何不愿北上。一则，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地，因为孙中山病逝于北平。二则，宋庆龄正受荨麻疹折磨，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三则，她对自己及弟弟宋子安的上海财产保护都不甚满意。
在上海解放之初，由于入城部队不熟悉情况，曾因个别不当做法引起宋庆龄的误会。入城部队曾提出征用宋庆龄的住宅，这引起了她的不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此事十分重视，不仅相关人员受到严厉批评，而且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史良的陪同下，亲自去宋庆龄寓所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此外，宋庆龄提出对宋子安应“加以区别”。周恩来从史良那里得知：“孙（夫人）屡劝宋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190号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回国再行解决。”邓颖超即遵照指示向宋庆龄作了说明。上述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她对中共各项政策的理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史良也曾劝慰宋庆龄，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后来宋庆龄要史良“回沪后与之商决”。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新政协会议会期先推迟至8月下旬，后又推迟至9月上旬。因此，周恩来8月6日致电邓颖超：“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
经过周恩来精心安排，史良和邓颖超一起陪着宋庆龄北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到火车站隆重地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维持终生的真诚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她多次谈到，宋庆龄曾对她说过：“现在解放了，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你在法律上一定要多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
史良对此铭记在心，并身体力行。担任司法部部长后，史良便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一举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全国各地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虐杀者达数万人。史良为此执笔发表了《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一文，大力宣传婚姻政策，主张严惩侵害妇女人权者，同时改进审判制度与工作作风，对于执行不力和纵容、袒护、干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坚决查处。她还提议法院设立婚姻庭，由妇女担任庭长。
“文革”期间，宋庆龄和史良仍然保持着真诚的交往。
宋庆龄居住在北京，有一次，史良送给她一罐亲手腌制的雪里蕻咸菜。宋庆龄吃完后觉得很好吃，就亲自打电话给史良说：“这咸菜很好吃，能否再送些给我？（我）再派人来上门取经，了解腌制雪里蕻咸菜的做法好吗？”史良一口答应。过了几天，宋庆龄就派保姆前往史良家里去讨教腌制咸菜的做法。之后，她经常嘱咐厨师用雪里蕻咸菜烧黄鱼汤，做咸菜肉丝面和咸菜豆瓣汤，以饱口福。
“文革”结束后，史良和宋庆龄又一次欢聚。史良曾著文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宋大姐异常兴奋……她的精神特别振奋，心情十分舒畅，和全国人民一样，她为祖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欢欣鼓舞。”
1980年圣诞节，宋庆龄邀请史良参加她的家庭晚宴。史良记得，“那天她高兴极了，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现场为史良和宋庆龄拍了一张合影。第二天，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她托秘书代笔写信给史良，说自己“连楼也不能下，唯有在卧室待着”。并亲笔签署姓名，又写了“送鸡汁一瓶，请尝尝 ! ”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史良悲痛万分，她立即赶写了《人民事业必胜——沉痛悼念尊敬的宋庆龄同志》，发表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她在文中回忆了和宋庆龄之间深厚的友谊以及共同奋斗的道路，她为失去了生活道路上这位始终崇敬而热爱的良师益友而痛哭流泪。
1983年，她又写了一篇追思和纪念的文章《三次难忘的会见——纪念宋庆龄大姐诞辰九十周年》，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崇敬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