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兰（中）在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同宋庆龄（右）合影 资料照片
新西兰人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市，在奥克兰大学本科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6年1月抵达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中文。
在燕京大学，有着强烈的反法西斯思想的贝特兰，与进步学生十分投缘。他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结为好友，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去了西安，作为斯诺的特约通讯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发稿。
正是那次西安之行，使贝特兰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他决定去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天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初识宋庆龄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一起护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3名中共党员一同撤离北平。
9月，贝特兰收到毛泽东的一封电报，邀请他作为第一个英国客人访问延安。贝特兰就此开始了他将近5个月的华北前线之行。他在延安逗留将近1个月，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还目睹了黄克功事件公审大会。他被延安的蓬勃朝气和充满希望的感觉深深吸引。
华北前线严重缺医少药，周恩来想向宋庆龄求助，贝特兰成为最合适的带信人。贝特兰从此成为宋庆龄维系一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1938年3月，贝特兰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与很多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人一样，被她外在的美丽、端庄和优雅所吸引，更被她对理想的坚贞不屈所打动。
4月初，贝特兰受邀参加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在香港银行家邓文钊家中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谈到急需在西北地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和继续组织募捐，并提出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贝特兰随后将他的两位朋友——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和香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诺曼·法郎士（N. H. France）介绍给宋庆龄。他们都成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分别担任了名誉秘书和名誉司库。
保盟于6月14日在宋庆龄寓所正式宣布成立时，贝特兰已经离开香港，经大连、朝鲜、日本，去美国和英国，路费是贝特兰自己挣的，但此行的原因是宋庆龄对于他“前往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这一计划作了安排。
1938年5月25日，宋庆龄致函贝特兰，表示希望看到贝特兰所写关于日本情况的观察报告，并感谢贝特兰对保盟创建的贡献。
护送救护车
1939年4月，贝特兰应保盟要求离开英国启程来香港，准备去五台山敌后游击区，“组织在保盟支援下的西北所有机构发送定期报告”。他向保盟提出，他愿意去五台山为组建国际和平医院义务工作一年。
6月，贝特兰从香港出发，同行的还有汉斯·米勒、江涛声夫妇等。宋庆龄将护送大型救护车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临行前，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礼物。
大型救护车由英国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Sir John Thornycroft）捐赠。将要护送去延安的，除了这辆庞然大物一般的大型救护车外，还有23辆卡车，均装满了医药器材和汽油。贝特兰说这是八路军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多最珍贵的捐赠”。
贝特兰一行一路艰辛地经海防、昆明、贵阳、成都到西安。在贵阳图云关他还得了一场疟疾。在赴西安途中，贝特兰得知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于是他准备回国参加战斗。把大型车队护送到西安后，9月底，他回到香港，给保盟撰写了一篇非常有用的详细报告，报告车队一路的运输情况。随后返回祖国新西兰。
贝特兰未能行使保盟交托他的西北任务，但他记挂在心。10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他在延安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盟的工作，并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从那时起，保盟从马海德处定期得到了大量的报告和照片。
临危受命
1940年6月，日军封锁香港。贝特兰在新西兰接到宋庆龄发来的电报，问他愿不愿意回香港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电报说，旅居海外的中国人面临新的危机，委员会需要贝特兰来帮助恢复它。
9月6日，贝特兰抵达香港，随即接手《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的编辑工作。宋庆龄向贝特兰指出：“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我们必须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真正在发生什么事。”
那时，国共关系渐趋紧张，统一战线正在破裂。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终于发生。贝特兰编辑《保盟通讯》时，“摩擦”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他在1940年12月1日发行的第24期通讯上刊登文章，披露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摩擦”；在1941年2月15日发行的第26期通讯上，他又刊登《坚持统一战线》一文，分析了整个错综复杂的形势，说明了统一战线和世界形势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事变经过，报道了周恩来提出的12个条件。
不久，英国驻重庆大使邀请贝特兰去重庆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赞，宋庆龄得知后，笑着说：“当然，我们不愿失去你。但是，你在重庆会非常有用。”
在重庆期间，贝特兰果然没辜负宋庆龄，他曾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加入保盟，并游说他声明美国不能帮中国压迫共产党。
香港遇险
1941年春，贝特兰再次被宋庆龄召回香港，编辑保盟的《1940—1941年度报告》。
12月，贝特兰完成了“像书一样”的年报编辑工作，随时准备付印。然而，这份报告却永远发表不出来了，因为当时的形势骤然变得极其严峻。
在12月第一周，宋庆龄收到宋子文从华盛顿发来的急电，劝她马上离开香港。保盟开会时，宋庆龄询问大家的意见，贝特兰认为宋子文在华盛顿最了解内情，他对宋庆龄说：“如果他说应当走，我认为您应该接受他的劝告。”宋庆龄表示同意，但是她要等到真正的危机出现了再走。
12月8日，贝特兰正准备吃早饭时，突然听到枪炮声，随后得知日军正在轰炸九龙启德机场。贝特兰首先考虑到宋庆龄，为方便去机场，宋庆龄的九龙公寓就设在机场附近。贝特兰打她公寓的电话不通，于是他赶紧奔到西摩道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他接到了宋庆龄打来的电话，得知他还在九龙，她向贝特兰口述了目睹香港轰炸的声明。在声明最后，她呼吁：“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海洋，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
12月8日傍晚，宋庆龄和姐姐宋蔼龄一起持特别军事通行证，趁军火管制期间来到港岛，贝特兰陪伴她们在告罗士打酒店订了两间单人房间。第二天上午，他们在西摩道21号举行了保盟委员会在香港的最后一次会议。
12月9日，宋庆龄和姐姐宋蔼龄及其长女孔令仪一起，在九龙启德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次日凌晨5点，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当时，四周正在猛烈交火，6个小时后，机场落入日本人手中。
贝特兰随后和诺曼·法郎士一起投入保卫香港的战斗。这是他在来香港之前就作好的决定。来香港之前，他给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发来电报，希望确认一旦战争爆发，他不是被招募入伍，而是自愿加入志愿者队伍，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保卫香港就是保卫民主阵线，因为那是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法郎士不幸牺牲了。贝特兰在香港沦陷后也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日本，在战俘营里倍受折磨，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
上海重逢
1945年12月，贝特兰作为远东顾问委员会特别顾问，随新西兰代表团到日本访问，随后来到上海。他应邀来到宋庆龄位于靖江路45号（今桃江路45号）的住宅做客。宋庆龄给他看了一些孙中山的遗物，这些遗物刚刚从南京取回来，它们在战时被日本人从莫利爱路寓所掠走，交给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保管。宋庆龄给贝特兰看了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孙中山大元帅的指挥刀等。她告诉他，准备把莫利爱路寓所交给国家作为孙中山纪念馆。
宋庆龄说：“现在你要回到你的国家去，但是我知道你会回到中国，因为战斗是在这里进行的。这次战争不取决于日本战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要多少时间，人民将会取得胜利。”
此后，宋庆龄和贝特兰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而他们再次相见已经是10年之后的1956年了。那年4月，贝特兰率领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来华访问，来到了上海。
当贝特兰坐着锦江饭店派给他的车到达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时，在门口站岗的卫兵向他敬礼，2名卫兵微笑着为他打开了大铁门。贝特兰手捧鲜花往里走时，宋庆龄迎面走来说：“你终于来了。”
“无论是春天的俏还是夏天的美，都没有秋天的这份优雅。”这是贝特兰在看到10年未见的宋庆龄时，在心里默念的诗句。
“宋庆龄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带着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贝特兰在依依不舍地告别时说：“一定要照顾好您的健康，您对中国很重要。”宋庆龄回答他：“重要的是人民！”
贝特兰与宋庆龄约定的下一次聚会一直没有到来。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