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全家照（后排左一为章伯钧，前排左一为李健生）　资料照片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8月，是8个民主党派中成立较早的，主要创始人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1947年11月，作为当时农工党主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及其夫人李健生等，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各方帮助下成功在沪脱离险境前往香港。1948年5月，农工党在香港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农工党总部曾两次迁沪
上海是农工党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民主革命时期曾两度把中央设在上海。第一次是1930年8月创党时期。1927年5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鉴于当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决意背叛革命，为了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组织新的政党。1930年8月9日，他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下令杀害。1935年，农工党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于同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动抗日而努力。1941年3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主要领导人担任民盟重要领导职务。
抗战胜利后，农工党总部第二次迁到上海。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农工党总部办公地就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今愚园路1320弄5号楼）的楼房内。这里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的旧址。
1947年2月3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愚园路联安坊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主要干部40余人。会议通过了章伯钧所作的《党务报告》，会议发表宣言指出，“今日急需获得民主”“当权政党的利用外援进行内战，使美帝势力遂愈加深入，吾人势必拒之”，主张“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国”。
这次会议有两个重要举措：一是决定把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二是确定了农工党在民主运动中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在此前后，作为农工党重要领导人的章伯钧和李健生夫妇在沪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各方帮助下成功在沪脱离险境前往香港。
斗智斗勇的脱险历程
关于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在沪脱险的故事，许多书籍资料都有提到，但描述得比较简单。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查阅到李健生同志的家乡——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政协1994年出版的《怀安县文史资料》上，文中刊载了农工党老同志陈长松的一篇文章回忆了这段往事。
1947年2月“四干”会议期间，李健生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和接待工作，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是当时农工党中央领导班子中唯一的女成员。除了继续承担中央机关部分内勤工作之外，她还积极从事农工党、民盟和妇女联合会的组织活动，发动成员和群众投入反蒋反美爱国运动，声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民盟中央委员李文宜（中共党员）离沪后，她接替李文宜编辑《时代月刊》，宣传要和平、要民主，谴责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那时，国统区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物价飞涨，托友人介绍，李健生在上海私立启秀女中（今上海市第十二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以微薄收入贴补全家生活。后被国民党上海当局发现，责令该校把她解聘了。
1947年10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举行在沪中委扩大会议，被迫作出民盟总部“同人即日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的决定。在国民党加紧迫害民主人士的情况下，当时跨农工民主党和民盟的章伯钧、李健生先后脱险离沪去香港。陈长松文中描述的经过是这样的：
章伯钧他们的住所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1947年10月29日晚上，他急匆匆从外面回家告诉健生说，从可靠方面得知，国民党马上要对他下毒手，必须今夜乘特务撤岗机会，举家隐蔽转移。但是，夫妇二人带着两个女儿（章诒学、章诒和）同时出走，容易惊动街坊四邻，难以避开特务耳目。因此，李健生坚持要章伯钧只身脱险，急忙给整理一个只带简单衣物的皮箱，催他快走。为了转移特务暗设的视线，她先带着两个女儿走出大门，高声叫雇一辆三轮，拉她和孩子去戏院看电影。然后，由正在她家的唐万延同志提着那只皮箱，陪同章伯钧一前一后离开住所，转移到私营三泊轮船公司经理虞顺慰的公馆。在虞顺慰公馆呆了几天后，章伯钧由虞顺慰、王寄一、唐万延等一起护送他搭三泊公司的货轮到了香港。
上述提到的虞顺慰，是近代上海著名实业家虞洽卿的第三子，曾任三北航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四川重庆组织三北公司、川光公司，负责物资运输，创建中国建业贸易公司。虞顺慰倾向于进步，除了章伯钧外，还曾掩护解救了沈钧儒、李济深、翦伯赞等人，使其安全转道香港；王寄一是农工党中央委员，当时以“中华海员总工会”秘书身份做农工党地下工作，他和虞顺慰有私交，是他主动找虞顺慰帮忙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农工党迅速响应支持。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对中共中央的号召“曷胜钦企”。9月，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在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农工党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及其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热忱地期待新政协的召开，积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会议在《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按照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农工民主党为配合解放战争，加速胜利进程，在香港与中共有关负责人联系，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下新的军事行动，主要有组织武装斗争、策反蒋军起义、破坏蒋军作战和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等。1948年9月至12月，农工党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夫妇、彭泽民、丘哲等先后从香港乘船辗转到达东北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