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 本文图片来源于民革中央网站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浙江绍兴人。1950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煤炭工业部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11月4日这天，香港附近的海面，波涛汹涌。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离开香港码头，调整了航向，向北方驶去。船驶出港口不久，突然，四艘国民党海军的小军舰径直开了过来，将客轮包围在当中。船长非常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把船慢慢停了下来。客船才停稳，小军舰上的国民党士兵一窝蜂地冲了上来，他们不由分说，进入客舱大肆搜查，一边搜查，一边喊着：“孙越崎在哪里？快出来！”这些士兵上上下下，几乎把客轮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找到他们想找的那个孙越崎，只好悻悻地回军舰复命去了。
其实，他们欲得之而后快的那个孙越崎所乘坐的客轮，也是刚刚驶离香港岛。但为了保险起见，船主没有按照常规走台湾海峡，而是改走台湾外海，避开了国民党的搜查。几天后，孙越崎到达了天津，投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怀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个孙越崎，到底是什么人，让国民党如此大动干戈呢？孙越崎，确非等闲之辈，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有“工矿泰斗”“煤、油大王”之称，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要职。此刻，他就在刚刚从香港出发北上新中国的另一艘船上。这艘船的船主与孙越崎相识，觉得孙越崎目标太大，按照常规走台湾海峡很不安全，就临时改道绕行台湾外海，使孙越崎躲过了这一劫。
审时度势筹划起义
抗战胜利后，满怀救国报国梦想的孙越崎以为终于等来了和平建设年代，准备大干一场。他辞去担任的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以特派员的身份由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往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同时又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
1946年，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合影。
1947年7月，孙越崎到华北及东北视察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到东北后，他看到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士气高昂、深得人心、节节胜利，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任，必将落在共产党的肩上。孙越崎开始认真思考资源委员会和自己到底该如何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
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全国工业总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孙越崎事前未与任何人商量，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商议把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会上，孙越崎明确表态：“我终于明白在国民党下面是没有出路的，去年我把东北一些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撤到关内是个错误，工程技术人员离开企业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胜利在望，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个腐败政府一路走下去，跟他们一起毁灭吗？”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儿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要求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弃暗投明，“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这次会议成效显著，会后，分散在全国的资源委员会各厂矿企业和32000余名职员及数十万技术工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军队百般周旋，最终全部留在原岗位，护厂护矿迎解放，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重工业家底和大批物资。如玉门油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西北长官公署要求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即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炸毁油矿。邹明为此专门赴香港请求孙越崎的协助，孙越崎当即联系邵力子等人，请解放军尽快进军玉门，以免油矿受损。邹明回到油矿，积极组织武装护矿，最终玉门油矿在1949年9月25日迎来了解放，我国唯一的石油基地就这样完好地移交到了新中国手中。
集体起义贡献突出
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政府公开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府逃到了广州。一片混乱之中，孙越崎把资源委员会搬到了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资源委员会主管物资进出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设在这里。凡是资源委员会直接采购的物资，都由材料供应事务所办理进口和分配事宜，主要进口的有成套设备、五金材料、工具仪表以及美援物资。资源委员会主管出口钨、镁、汞、锡等的金属管理处和台湾十大公司驻上海营运处也在这里，还拥有各类物资的大小仓库70余座，另外在高桥油库存储进口原油10万吨，产自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的汽油1800万加仑，以及一套炼油厂设备和档案等，还有从台湾调来的大批白糖等紧俏物资。为了便于集中力量保护，孙越崎经过深思熟虑，把资源委员会本部迁到了上海。国民党政府知道上海肯定会被解放，把上海撤运当成最大任务，其中资源委员会及其所掌控的资源是重点之一，汤恩伯等轮番督促，形势一直十分紧张。作为负责人，孙越崎到了上海，可以以自己的身份和阅历，帮助资源委员会各部门继续做好护厂护产工作。
毛泽东欢迎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电文
最终，孙越崎领导资源委员会顺利向新中国移交的一大批稀缺物资有：16000吨白糖、50000余桶原油、一套炼油厂的大部设备、钨锑锡等矿产品、大量钢材等。同时，他们的主动起义也使旧中国的大部分工矿企业免遭战火涂炭，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让新生的共和国不仅有了一定的物资储备，也迅速地运转起工业的车轮。
投身新中国经济建设
孙越崎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随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兼基建处处长。财经委主任是陈云，计划局局长是宋劭文，副局长是四人，孙晓村、钱昌照、孙越崎三位副局长是党外人士，还从全国各地调入一批原资源委员会高级职员。1950年3月，孙越崎由邵力子介绍加入民革。
1951年6月16日，孙越崎起草的《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反映了孙越崎当时对基本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建设是我国工业化的具体工程，涉及面广，影响重大，是百年大计，明确提出“施工必先设计”的基本建设原则。这篇社论发表后，中央很多单位纷纷请他去作关于基本建设的报告。事实证明，《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期间，对全国的基本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签批的任命孙越崎为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的任命通知书
1952年6月，政府机构进行大调整，财经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一并被取消，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愿意到煤矿去做技术工作”。1952年7月，中财委和计划局正式撤销，孙越崎被分配到当时的全国第一大矿——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处第三副主任。从1952年到1959年，孙越崎共下井100多次，甚至爬过几次竖井，很快熟悉了开滦的井井巷巷。由于他懂技术和生产，提出不少有益建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全矿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例如孙越崎十分关心矿工们的身体健康，下决心改变开滦煤矿使用的干式钻机粉尘很大的问题，他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攻关，大家一起研究、探讨和实验，终于改造出了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低尘钻机，改进后的钻机产生的粉尘比普通地面上所含的粉尘还低。
孙越崎还为开展两岸交往，促进和平统一，到处奔走呼吁。1988年和1990年，他两赴香港，通过电话隔海与在台湾的老朋友张群、陈立夫等人共叙友情，互致问候。在香港期间，孙越崎出席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他在会上呼吁：“海峡两岸的隔离隔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民族的利益，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越快越好，这是我这个百岁老人最后一次对年轻人要说的……”他多次在北京接待台湾来访的原国民党政要，向他们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希望在台湾的旧属，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1980年中，孙越崎（右三）等人合影
（原题为《孙越崎：带领资源委员会员工集体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