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一名政协委员，这两种标签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历时数月，政协头条采访11名上海市政协委员，涵盖第一届到第十三届。他们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有人做过学生地下党，有人为《梁祝》作曲，有“台湾的女儿”，有从南洋毅然回国的富家公子……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委员们为国建言、为民履职，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亦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从他们的故事中，可见一个崛起时代所富有的忠诚、执着、进取与坚定。

费福泉，1927年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二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专职副主任。

作为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中的年轻人、当时妈妈眼中的小囡，费福泉如今已92岁了。
他曾是名学生地下党员，呼吸过抗日战争上空的凝重空气，在国民党眼皮底下说服了一批批学生，如今，他吃一顿早饭就会稍感气喘。曾抽掉六根肋骨治愈的肺病，有了复发迹象。
他的足迹曾遍布上海，虹口、闸北、杨浦……在烈日暴雨下走过学校、工厂，拉起了一个个学生、工人队伍，现在这双脚只能从家门口走到静安公园，半小时后回家，荷花池也不敢走了。
只有手和眼睛还顽强地作战着。
16岁时，他曾用这双手，蘸着米汤水在航空信纸上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8岁时，这双手在隐秘的小屋中印刷革命传单。前阵子他写了篇纪念烈士的文章，再誊写一遍已感吃力。
最近他两次提笔给记者写信，其中一封写满了两页纸，更正补充口述中的不及之处，字迹清晰有力，末尾写上“编安”，一段“又，及”写在一张胶囊说明书背后，贴在信的反面。
费老的双眼，见过陈毅老总在上海政协大会上作形势报告、读过十年统战资料，数年前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不能久视，在上下午各一小时的有限阅读时间内，他浏览《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通读《环球时报》，关注《联合时报》的文史版。
已不太会有人知道费福泉，这名曾经四川北路区的区委委员，年轻的上海青联秘书长，28岁的首届上海政协委员——一同念之江大学的同学牺牲了，那些德高望重的同辈走了，大女儿也去世了，剩下的大多朋友已“出不了门了”。
步入人生的第92个年头，这名曾经坚强的革命者仍在关心政协如何给青年更广阔的视野、上海跻身世界卓越城市、国家起用无党派人士这些宏大议题，仿佛当年那个斗志昂扬的青年，唯有信中流露出的一句感慨显露出岁月无情：“时间过得真快啊！”
第一届上海政协
已没多少健在的人，亲眼目睹过第一届上海政协大会的样子了。
1955年5月12-15日，上海市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正式成立。
1916年生的金融巨子荣毅仁，1908年生的翻译家傅雷，1900年出生的中国话剧拓荒者熊佛西，都是时任政协委员之一。
这些当时的风云人物也许未必知道，在这次会议上，还坐着一名长着娃娃脸、笑眯眯的28岁年轻人，作为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市青联）的5名代表之一，成为首届政协委员。
费福泉回忆，当选政协委员，最开心的是相依为命的姆妈（母亲）。那时家中很穷，母亲给人帮佣，社会地位很低，“姆妈想不到，眼中的穷小囡，竟有了这样光荣的任务。”
那朵当选时别在身上的大红花，被母亲挂在了毛主席像下面，表明这份光荣是党、毛主席给的。
而费福泉自己，除了开心还有惶恐——那时身边都是德高望重一时之人选，比如1956年成立的18个工作组，丰子恺是美术组组长，周谷城是高等教育组副组长，董寅初是华侨组副组长……
而自己只是因为做青年统战工作才能当选，资历、年龄都很青涩，费老哈哈笑着回忆：“当时我年纪小，小朋友啊，对伐？”
政协的一切对费福泉来说都是崭新的。这个统战工作的“初生牛犊”就这样走了进去，兴奋地观察着陌生的一切。
那是费福泉第一次见到陈毅、陈丕显等领导人，党对政协的重视令他印象深刻。他回忆，每次大会首日，上海最高领导人都会来作报告，有针对性地讲解国际国内大势。
“极其解渴！”费老说，在那个获取信息获取并不容易的年代，一场场报告解了委员们对政策形势的渴。
“政协是中国特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在费老看来，这个特色的意思是，政治是民主的，有什么事大家一起来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真正做到团结一致。
学生地下党
如此年轻即当选首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并不像费老自谦地那样“全是工作需要”，他本身就是当年上海学生地下党的缩影。
1927年4月，费福泉出生在在上海日本势力范围内。父亲在他儿时病故，抗日战争后家道中落，妈妈去做了工人与帮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5岁的费福泉在苏州中学念初二，在已入党的级长带动下，头一次读到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小说，听了许多新四军奋勇抗日的事迹，革命的种子就此埋下。
当年秋天，高三学长吴增亮专门找到他，介绍7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对我震动很大，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两名年轻人都还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吴增亮会成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费福泉也将在政协度过充实的岁月。
自此之后，费福泉成为组织发展对象，开启了他频繁辗转上海各校，开展学生地下运动的生涯。
从南洋中学、缉椝中学（现市东中学）到市立中学、第十民众学校，从中学党小组长，到男中区委委员，再到四川北路区委委员，费福泉曾在乔石指导下学会了地下党工作；和同伴利用救济失学义卖彻底打开学生工作局面，还联系到了工人群众，填补了煤气厂杨树浦区和几个工业厂党组织的空白。
说话笑眯眯，儿时被左邻右舍称为“糯米团子”的费福泉，也没少干过“提脑袋”的事。
当时上海地下党员都有一个数字编号，党员之间使用多种“暗语”，比如，送馄饨上门就表示你要撤退，在报上登寻人启事，则是通知这人注意要出事了。
1943年费福泉入党时，写的报告是“隐形”的。他用钢笔蘸着米汤水写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米汤水中有淀粉，写完用酒精一擦，字就显现出来。
第一次写经验不足，米汤水沉淀，写出来都是水。第二遍再写，他把纸铺在玻璃板上，用削尖的铅笔头写，写完夹在柳公权、颜鲁公的字帖中送出去，才算成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为迎接粟裕的新四军进上海，他与同伴躲在香烟厂的小房子中刻快报，夜里刻完，天蒙蒙亮到提篮桥贴标语。后来新四军暂缓入沪，在南京路上的抗战大游行中，见到蒋介石被列入四大伟人，费福泉气得眼泪直流。
如今仿佛塌了半边的右肩，也是那时肺病留下的烙印。
在民众学校任校长时，他常去另一所学校的校长家开会，校长有肺病，“可能是那时被染上了。”
潜伏的病在解放后爆发，费福泉高烧不退，空气针已无法缩小肺部空洞，在组织安排下，红十字会医院（华山医院前身）一名大专家亲自操刀，两次手术拿掉6根肋骨，这才重获新生。
大学同学在宁波解放前2个月牺牲
“你们写写薛家德吧。”在采访中，费福泉几次提及这个名字，这一名字也常出现在他的回忆文章中。
1945年日本投降，费福泉被派往之江大学念书，结识了同班同学薛家德。一年后之江大学迁回浙江杭州，费福泉又为养家辍学，两人就此分别。
之后，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在浙江开展民众运动的薛家德化名朱敏，多次来上海住在费福泉家中，头戴罗宋帽，身穿棉长袍，一副跑单帮的小商人打扮。
当时费福泉正在刻印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家德立即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中共中央当时颁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全文，真是惊人的聪慧！”
1949年上海解放，费福泉却收到了薛家德牺牲的消息。
当年2月，薛家德因挂念一名困难老太的粮食问题，悄悄潜回村中，遇到巡逻中的浙江保安队，被捕入狱，随后与两名烈士在宁波活埋。
两个多月后，宁波迎来解放。人们从监狱的墙角挖出来一片香烟纸，那纸上是薛家德用已经枪伤化脓了的手写下的遗书：“革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而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十余天来，我们在监牢内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我们尽情而高声地唱歌……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相信你们总能了解的。”
关于遗书报道的影印文件，如今珍藏在费福泉家中，采访中他几度感慨，“当时他才20岁，比我还小两岁，如今我92岁，他也90岁了。”
与统战结缘
解放后，费福泉由于战时地下工作出色，进入团市委与市青联，开始与统战结缘。
起初任团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时，他年仅22岁。
“老费为人蛮正的。”曾经的青联伙伴，94岁的上海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陶敏之回忆，“他人非常聪明仔细，文字上扣起字眼来吃他不消，事情经过容不得半点歪曲，不会无中生有弄别人。”
当时青联还有一种氛围，即人心赤忱，关系融洽。
“说起来不坍台（丢人）。”陶敏之说，解放后她的丈夫想去香港，她拦到厂内，拦到公安局都劝不回，只得找费福泉商量，“他现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看怎么办？”
“老费说，你这种做法不对，对家庭没好处，对两人感情也没好处，你要好好说优点缺点，帮助提高思想认识。”随后陶的丈夫去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三个月就变了，之后成为先进工作者。
从党内工作转型统战，费福泉也有压力。1953年，组织上要他任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他一听就懵了。
那时毛泽东指示青年统一战线要搞工商、科技、宗教、少数民族、华侨和社会青年等五方面工作，费福泉没想到，自己肩上要扛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为此“掉了5斤肉”。
然而至1956年秋，他已是团市委常委、团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青联副主席，其间作为青年统战工作代表，成为首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1959年，32岁的费福泉从青年团“毕业”，被调任到市委外事办，文革中被“隔离”，这一离开政协，就是23年。
重返政协 甲子已过初心依旧
再回政协，费福泉已从“小兵、小委员”成为了一名“老统战”。
1982年，费福泉回到上海政协，不久后进入文史资料委员会，做统战工作资料汇编。这项繁杂庞大的任务整整做了10年，每年出一本厚厚的《统战史料工作选辑》。
他还搜集全国和上海政协资料，协助当时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顾问完成了上海统一战线大事记。最后在文史委专职副主任的任上离休。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到了这个年岁，费福泉仍惦记政协和统战工作。
“现在的委员都年轻了。”说起青年委员，老人升高了语调。当年他两次进入政协，最大收获就是丰沛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仍自豪于自己的决定。他寄语青年委员，不要局限在自己的界别、专业，要思考怎么做到广博又专业，充分了解党的历史、政协历史，这样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独树一帜的见地。
“与各界交朋友也是艺术。”他还建议年轻的委员利用好政协平台，和各界人士打交道。他与不少挚友都相识于政协与青联，不少是党外人士。有些人定居美国，出了书还想到要送他一本。这些老人至今有机会见面，“当然大多数已经走掉了，或者走不出家门了。”
与文史资料打了十多年交道，现在是否还会再动动笔？老人家笑着摆手，“出不出力气了。”
不过，他仍每天关注着上海这座城市，“经常看到上海高速发展的新闻，噢哟，又高兴又觉得青年担子很重。”说到这里老人家的眼里微微闪光，这种心情，或许与64年前首次走进政协那个年轻人有些相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