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一名政协委员，这两种标签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历时数月，政协头条采访11名上海市政协委员，涵盖第一届到第十三届。他们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有人做过学生地下党，有人为《梁祝》作曲，有“台湾的女儿”，有从南洋毅然回国的富家公子……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委员们为国建言、为民履职，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亦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从他们的故事中，可见一个崛起时代所富有的忠诚、执着、进取与坚定。

俞云波，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八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九、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国侨联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被评为国家二级大检察官。
俞云波的客厅里有一整面落地窗，望出去就是烟波浩渺的黄浦江。
人生中的前几十年，他的日程表上总是密密麻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二级大检察官，多重身份对应的每件事他都亲力亲为，忙起来即使三头六臂也分身乏术。如今，83岁的他终于有时间好好看看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江。
曾经出访、座谈会连轴转，数百人在复旦的阶梯教室听他侃侃而谈，而现在他多数时候一个人在家，滴答的时针陪伴他整理着大部头材料，撰写着自己的族谱。
偶然抬头，目光与江水相遇，那瞬间他觉得似乎回到了许多年前，稚气未脱地回到祖国，望着眼前的江涛，立志要为这片土地抛洒热血。时移事易，大江还是大江，赤子仍是赤子，只是倏忽已经半个世纪。
选择回国他半世纪未见父母
在俞云波家里的电视柜上摆着两张孩童的照片，相框中的一男一女是老人家的两个曾孙，也是从俞云波祖母算起，第七代在海外的家庭成员，这两个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孩子让“七代华侨世家”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注脚。
3岁被母亲带往印尼和父亲团聚后，俞云波就知道自己家与其他华侨家庭不同，那时许多在印尼生活的华人都上荷兰语或者印尼语学校，但从有记忆开始，俞云波学习的就是中文。不少出国三四代的华侨后代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俞云波一家却人人都会讲中文。这也是父亲要求的：要了解祖国，要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即使在半个多世纪过去后的今天，依然还有人记得，当时俞云波父亲在印尼经营的那家颇具规模的百货商店，所以16岁那年回国的决定在外人看来格外突然。
只有他自己知道是“蓄谋已久”。
中国是根，福建是家，即使那时印尼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刚刚建国不久的国内，也依然要回国。
俞云波和父亲都这么想。时年恰逢抗美援朝，俞云波更加坚定，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后就留下来，为国家做些微薄的贡献。
1952年，为了一件神圣的任务俞云波终于有机会启程回国：运送为志愿军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提着装满了金鸡纳霜的大皮箱，怀揣着对故土的向往和爱，俞云波登上了回国的船。
那时他不会想到，此后的人生自己仅见过双亲一次，而再次回到印尼，会是物是人非的57年后。
回国后在家乡闽侯一中读书的俞云波在毕业考试前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首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俞云波的父母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华侨应邀回国观礼，见到了在北京读书的儿子，那是一家三口最后的团聚。
在致公党做侨务工作的日子

2004年，俞云波与上海市政协港澳委员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捐资助学。
回望俞云波的前半生，似乎没有一个长期落脚的处所：出生于福清，成长在印尼，求学在北京，分配到山西。直到1974年到复旦任教，他才真正安居在上海。
俞云波在复旦国际政治系教授的课程是比较西方政治制度，许多复旦老校友都知道，这门课得“抢”着上。一个大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连过道和窗台上都有人见缝插针地挤着，随口一问，许多都不是本系的学生，再一问，甚至还有外交部、中联部派来跟读的。
三尺讲台的十年，他强学博览，务求博见。学生们奔走相告：俞老师的课好听。
这事俞云波却并不以为然，“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这门课当时别的高校都没开，清北都没有，倒不是因为我有特别大的本事。”
当时在课堂上见到什么人都不稀奇，唯独有一次一张纸条在他上课时塞进了俞云波的手里。纸条上说时任致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侨联主席的董寅初在办公室等他。
这不是他与董寅初的第一次接触，此前董寅初曾召集了一些归国华侨教师在复旦召开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对今后侨务工作的建议。会后董寅初专程找到俞云波握手，“我也是印尼回来的。”一句话就拉进了两人的距离。
下了课，俞云波急匆匆赶去，在国政系楼后、相辉堂前的大草坪南沿，董寅初远远地就向他招手。
董老单刀直入，“致公党要在上海建立组织了，眼下已经有七八个党员，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俞云波从未想到能加入民主党派，面对刚刚动过直肠癌手术，又穿城从西南的富民路跑来位于东北郊复旦的董寅初，他有些犹豫。
不久之后，致公党上海市委成立了，董寅初担任主委，副主委是俞父的世交、老致公党员叶鸿宝。
思想的转变发生在俞云波拜访过叶鸿宝之后。对加入致公党这事，叶老寥寥几句，“你当然要参加！你是归侨，只有参加了民主党派，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发挥作用。你可以通过参政议政，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一语惊醒梦中人，俞云波想到了自己为国奉献的初心，坚定了要作为民主党派一员参与政治协商的决心。
就这样，一个月后，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到了董寅初手中。
致公党上海市委的一位副秘书长现在说起那段与俞云波共同工作的岁月还念念不忘，俞云波却苦笑，“事实上刚开始是最苦的一段。”
经费紧张，干什么都缺钱。
那时，上海致公党刚刚成立没几年，既没人脉也没资源，遇上重大活动都是董老自掏腰包。俞云波自嘲，自己一个只知道教书的“臭老九”现在要担起这么大个担子，压力大。
也有华侨党员一下拿出20万做经费，那时的20万在上海也能买幢房子了，但是想到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依据和文字规定，为了避嫌，俞云波坚决拒绝了，在那位党员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收下一万元。
最终，办法还是被俞云波想到了。当时上海进口了一套生产尿素的设备，说明书只有荷兰文，俞云波一拍大腿：这不送钱来了吗！他立即找印尼回来的华侨翻译说明书，稀缺语种的优势为党内揽下了第一桶金。此外，还有些致公党党员在上海建筑设计业中小有名气，业余时间向有关部门揽活拿报酬，这才慢慢填上开展工作的资金窟窿。
致公党是由归侨侨眷组成的政党，俞云波最上心的就是海外联谊工作。利用致公党的“侨”属性，俞云波成功地与和尚未同中国建交的中南美洲华裔青年代表团开展联谊活动。
每次出访，只要是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俞云波都要去和学生们聊聊天，希望他们能够回国服务。出访英国时，他专程去牛津大学跟留学生恳谈，听到学生所学的专业后诚恳地说，“国家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啊！”
2002年北美召开第二届高新技术项目和人才交流大会，本来只需要致辞的俞云波，发言结束后却没有离开，而是步下台阶，挨个到各省招揽留学生的摊位当起了“宣传员”，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向留学生介绍各项政策，只为多争取一个学生回国。
提案发言都一针见血
2002年，俞云波被授予大检察官后，与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留影。
第十届上海市政协主席蒋以任评价俞云波“刚正不阿，一身正气”，除了性格因素，也离不开他几十年的检察工作经历。
1991年，俞云波服从组织决定担任了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他分管的工作包括渎职检察、税务检察和民事行政检察，每一项工作都重逾千钧。
从未接触过检察工作的他上岗之后即恰逢检察官资格考试，时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的石祝三体谅他初来乍到，同意他可以先不用考试，俞云波却放不下，抓紧复习了一段时间，结果两门考出满分的成绩，石祝三比他还高兴，逢人就念叨这事。
俞云波还是淡淡的，“里头没有多大的奥妙，在复旦教书时里面有一章是讲西方的检察制度的，有一点了解，另外也确实下了些功夫。”在俞云波看来，自己肩上的责任不小，如果冤枉了一个好人，影响的不仅是个人，更摧毁了一个家庭。
2002年，进入检察系统整整十一年的俞云波被任命为二级大检察官，也是第一位党外的大检察官。
身为两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俞云波在履职这条路上也走得踏踏实实，每一件提案都掷地有声，每一次发言都言之有物。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敢说”，政协不少委员都爱听俞云波发言：犀利、一针见血。
2002年初，致公党和民盟的一次联组会前，致公党中央要俞云波准备一个主题自定的发言。想到社会上不诚信现象严重，俞云波便写了一篇《诚信失范的思考》寄去。
然而在会议即将召开前，反馈称“讲话稿太尖锐，要改一下”，俞云波气愤：只是赤诚相对，何来尖锐一说？这么想着，电话里便直接拒绝了改稿的要求。
已经做了不发言准备的俞云波，却在开会前夕被临时告知“同意发言。”
发言中俞云波引用了一副在百姓间流传度很广的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正当人们屏气凝神，关注下文的时候，他话锋一转，直指“政绩造假”、“数字造假”的危害性，从而引到“权力的异化是一种腐败，权力的非责任化也是一种腐败，责、权分离是权力的另类腐败”的论述，进而提醒“目前，对此类腐败的警觉性还很不够”。
俞云波“火”了。第二天主席会议就决定让他一字不动地把发言在3月的全体大会上再讲一次。有听过那次讲话的委员说，俞云波发言结束，鼓掌鼓到手都疼了。此后数年，不少报道依然提及这次发言，“到今仍余音绕梁”。
俞云波的“赤诚”还体现在他的提案上，他关注银行监管，关注外汇储备，关注听证制度，件件都是大事。他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提案。但对此，他淡然地说： “我的提案不多，更多的还是面对面的、座谈会上的赤诚相见。”
江水滚滚，卷走了几十年的时光，但俞云波布满皱纹的双眸依然闪耀着对国家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