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一名政协委员，这两种标签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历时数月，政协头条采访11名上海市政协委员，涵盖第一届到第十三届。他们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有人做过学生地下党，有人为《梁祝》作曲，有“台湾的女儿”，有从南洋毅然回国的富家公子……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委员们为国建言、为民履职，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亦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从他们的故事中，可见一个崛起时代所富有的忠诚、执着、进取与坚定。

赵丽宏，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上海市政协常委，民进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不过60多岁，赵丽宏却已经用“一生”来总结自己：“我这一生一直在追求一件事，就是文学。我觉得还是可以欣慰的，这么些书，我对这个时代的观察和思考都通过文字表达了出来，没有虚度时光。”
8月的上海，潮湿中夹杂着一点闷热，像赵丽宏的语气，缓慢温润。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几个诗人了，赵丽宏算一个，几千首作品的落笔让他连说话也带着一丝飘逸的诗意。
随着这丝诗意向深处探寻你会发现赵丽宏柔软表象下覆盖着的另一种品质。
这种品质书写了他的人生，也让这位政协委员留下了为人称道的提案。我们把这种品质称为执着。
为一件提案坚持20年
那是1987年年末的一天，《新闻联播》里播放着一批文艺界人士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那长长的名单里有电影大师谢晋、丹青妙笔范曾，以及不少知名电影演员和主持人。
彼时，上海的一户人家里，一个三岁的孩子在电视机前大叫起来“爸爸！我听到你的名字啦！”赵丽宏当时只当是儿子和自己开玩笑，直到第二天，记者纷纷找上门，他才知道自己真的成为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回忆起来，赵丽宏说当时只是有点意外，但心里挺平静，觉得无非是“多开几个会”，但这种想法在第二年三月首次前往北京开会时被彻底扭转了。
第一次进入政协会场的赵丽宏看到了知识分子、企业家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激情——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小会讨论，大家都非常真诚，句句诤言。那是个讲真话的氛围，有些话或许不合时宜，会引起争议，但这种争议是被鼓励的，连空气都是自由的。
“这时候我才明白政协委员不是一个虚名，需要有一种责任，应当做一些调查研究，把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表达出来。”赵丽宏25年的履职生涯中，提案并不多，但没有一句言不由衷的话，每一次发声都无愧于心。
被责任激励的赵丽宏1988年在政协会场发出了第一声，还是新委员的他扔出了一颗“炸弹”：建议将中秋节和清明节设为法定节假日。
根据长期的调研和观察，赵丽宏发现改革开放后“洋节”在中国越来越热闹，凝聚了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传统节日却遭受冷遇。要让大家真正开始重视传统节日，必须从放假开始。
这无疑是当年最孤独的声音。
许多人觉得可笑：每周的休息日都只有一天，中秋节怎么可能放假？相关部门给这件提案的回复也只有短短一句“提案收到”，再无下文。
此后两届，赵丽宏暂时告别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然而十年后再次回归，他的发言还是将传统节日假日化。
2003年、2004年、2005年连续三年，每年开会都能听到赵丽宏的这件提案，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他的想法越来越完整，理由也越来越充分。
还是有人嘲笑他，但他不以为然，“有人觉得没必要这么执着，这事说了白说，但我觉得如果说的有道理，能够代表百姓的愿望，到最后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他的判断没错。
渐渐地，赵丽宏的声音不再孤独，与他在这条路上同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许多港澳地区委员也为此鼓与呼。
在他们不断的补充、建议下，距离首次提出“传统节日假日化”20年后，2007年，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同时被定为法定节假日。
与真诚正直的灵魂在民进相遇
2012年，参加民进十一大的赵丽宏在会场上发言，“我发现我们这次上海团的一位代表只有31岁，民进真的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了。”
其实在1986年初加入民进时，赵丽宏也只有35岁。
那时，几位相熟的作家都是民进成员，从他们口中赵丽宏了解到民进不但有光辉的革命历史，更有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文学、出版界前辈，冰心、叶圣陶、柯灵、赵朴初、冯骥才……这些如雷贯耳地名字吸引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组织。
第一次参加民进中央大会的经历听起来有些故事性。当时赵丽宏还在上海参加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当场将他选为民进中央委员，第二天就从上海去了北京开会。
那时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在北京请几个新委员吃饭，那是赵丽宏头一次见到雷老。“他说我们民进是立会为公的。”这句话和雷老为人一样朴素，没有一点架子，真诚正直，赵丽宏被感动了。
真诚真挚正直，这是赵丽宏印象里所有民进前辈共有的品质。
同住在上海的民进前辈柯灵先生很关心赵丽宏的创作，两人时有交流。
那时每次两人一起去北京开会，柯灵都要跟他说，既然加入了民进，对民进就要真的有感情，多关心一些民进事务。“我们作家比较自由散漫，柯灵先生说，但既然选择了民进，就要多参加民进的活动。”赵丽宏直到现在还记得柯灵先生说这话时的亲切语气。
赵丽宏也一直这样做着。
担任民进上海副主委时，赵丽宏注意到了民进的宣传工作。当时民进有一张月报名为《民进申城月报》，一本刊物《上海民进》，每期都会送到每位会员手里。
这类刊物大多办得敷衍，几条没有时效性的会议新闻，再凑几篇各处搜刮来的散文小品就能应付一期，读者拿到手看也不看就放一边落灰了。
赵丽宏认为绝不能这么办报，要办就把刊物办得大家都喜欢看。
赵丽宏多次参加两份刊物得编委会，给刊物提意见，了解会员阅读需求，经常为这两份报刊写文章，甚至在卸任副主委职务后还不时问起刊物情况。
有会员说，这张报纸办得“实实在在”，大家每期都从头读到底，没有官话，多是民进会员对社会大势小情的真知灼见和各行各业民进人的风采。
半世纪与文学相伴
赵丽宏的执着其实与生俱来，在文学这件事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16岁那年，喜爱音乐、艺术、文学的他被派往农村插队，命运的转折来得措不及防，瞬间打倒了这个少年。
孤独地在海岛插秧挑粪，赵丽宏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却没有想到，夜灯下的书写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原本以为农民是愚昧的、不可交流的，我所思所想他们不可能懂，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农民非常善解人意，而且真是有智慧，他们知道知青需要什么。”在生产队的时候，农民把家里珍藏的《红楼梦》《三言二拍》《卧虎藏龙》都拿来送给赵丽宏。
每天干活干到“死去活来”，支撑着赵丽宏的就是晚上回到茅屋后点着油灯看书的那一小段时间，他如饥似渴地从书中挖掘着新天地，忘却了一切困苦孤独。
看多了，就有了表达的欲望，崇明岛上的日出日落、春天的紫云英和秋天的芦苇，赵丽宏一股脑将这些景象都诉诸笔端。每天不断地写着。
那时他还不敢想“作家”二字，也不为取悦谁，只想用文字来“绘画”，也许幼稚，但透着真实。
对赵丽宏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开始，没有功利性，以至于现在再读半个世纪前的那些文字，依然能被打动。
到1977年恢复高考并考取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时候，赵丽宏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文学界泰斗徐中玉先生是那时中文系系主任，看了赵丽宏的诗歌后说，“你的创作很好。”为鼓励赵丽宏这样热爱创作的学生，徐中玉特许赵丽宏的毕业论文为一本诗集。
赵丽宏已经离不开写作，他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写诗，发表的作品多得自己都记不清。
为着这份创作热情，毕业后的他选择进入上海市作协主办刊物《萌芽》工作，在这里他结交了许多诗人朋友，北岛、舒婷、顾城，每一个拉出来名字都响当当。
舒婷不爱给人题词，却在赵丽宏书房落成时为他写下两句诗纪念他们的交往，“相视伤心的笑颜，交换斗争与欢乐的诗篇。”
在写作这条路上赵丽宏还遇到了巴金。给赵丽宏的回信中，巴金说，“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简单质朴的两句话成为了赵丽宏后来创作的原则，而巴金先生的“说真话” 精神也影响着赵丽宏一生，亦成为他履职活动中坚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