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1902-1985），原名汝玙，字鲁瞻，江苏无锡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5年5月10日，是雾都重庆少见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进入第6天。上午8时许，会议在浮图关某礼堂举行，会场内步履杂沓、人声喧嚣，有一人未与旁人寒暄，独自步入会场，坐在自己的代表席位上，默默地思索着……
集结国民党内爱国力量
正是对革命的执着追求，推动王昆仑一路前进。重庆的中共党组织在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准备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以便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动态，配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工作。考虑负责组织联系工作的人选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昆仑。
早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33年，王昆仑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既是受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党员，又是国民党内素有影响的著名人士，还身居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立法委员的要职，活动平台比较大，无疑是合适的人选，由他来团结进步力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组织上十分放心。
这个中共外围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于1941年夏正式成立，定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王昆仑与许宝驹、王炳南等发起人，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一年后，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相区别，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小民革”。
“小民革”成立后，王昆仑根据工作需要，谨慎地、有计划地发展组织。王昆仑在重庆还秘密筹办并主编了刊物——《人民观察家》，亲自执笔撰写每期的评论文章或者重要报道，他在文中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帮助成员分析形势、认清方向、明确任务，有时他还会同汪季琦商量，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赶上忙时，他则坚持口授，再请他人记录整理定稿。
“小民革”中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组织，活动起来多有不便。为了进一步把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集结起来，王昆仑开始联络、争取更多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上层人士，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开展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全面了解国民党内部各方面情况，分化、瓦解、策反地方实力派，促进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
对于以何种方式将爱国民主力量集结，王昆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探寻，决定征求谭平山、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人的意见。出于安全的考虑，他通过一些媒介分别联络、深入商讨，大家认为可以通过经常性组织时事座谈会的方式，将各方面的人士联系起来。这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民主同志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大多为国民党上层人士，王昆仑等发起者也会邀请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他多次在座谈会上介绍自己从事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进行反蒋活动的经验，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帮助、引导大家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许多参加座谈会的人士不仅在政治上有了明显进步，而且大家通过座谈还成为了朋友。朱学范在忆及当时王昆仑在座谈会中发挥的作用时说：“后来我在香港追随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发起筹建民革，并奔赴大洋彼岸会见冯玉祥将军，共商成立民革组织大计，都与王昆仑同志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1943年8月，王昆仑与谭平山等人一起成立筹备小组，准备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建立革命组织，大家就组织名称、组织路线、政治主张及是否向社会公开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筹备小组取得一致意见，将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内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王昆仑在民联筹备中起着重要作用，参与了民联《政治主张》和《组织章程》等重要文件的起草。1945年10月，民联正式成立，王昆仑被选为常务干事。蒋介石获悉他在这样的政治组织里担负主要负责人，非常恼怒。王昆仑此时的处境更加危险，不仅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更被国民党特务列为择机暗杀的对象。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王昆仑借口自己有严重的胃病，在国内难以治愈，请求到美国去医病和疗养，遂与赖亚力、吴茂荪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先后赴美国，继续从事反蒋斗争。
重庆对谈 醍醐灌顶
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共组织的行动，王昆仑非常注重及时学习中共中央最新的方针和政策。重庆谈判期间，王昆仑和“小民革”的同志们一起拜见毛泽东，一方面汇报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聆听中共中央的指示。
王昆仑对蒋介石可谓是知之甚深，见面后，他掩饰不住自己对于毛泽东安全的担忧，说道：“对蒋介石其人，我还是了解一些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蒋介石是不可信的，他3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因此，我认为和谈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
毛泽东回答道：“中共下定了决心。就是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和谈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苟能求全，不惜委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并与其作了长谈，二位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出戏就太有价值了。”
晚上，毛泽东在红岩村宴请大家，又谈兴未尽地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谈了个通宵。
王昆仑深深为毛泽东的胆略所折服，毛泽东亦十分欣赏王昆仑在“红学”方面的研究，还曾认真读过王昆仑写的《红楼梦人物论》，两人在讨论时你来我往，经常借古喻今、妙语连珠。
王昆仑担心谈判前途，忧虑地说：“此次谈判……恐怕收效甚微。”
毛泽东则幽默回应：“国共和谈就像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王昆仑依然担心道：“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呦！”
毛泽东说：“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要学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七十二变，外加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毛泽东的一席话让王昆仑感慨说：“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此后，他更加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有针对地宣传中共的政策，争取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势力。
当新中国的“不管部部长”
1948年6月，王昆仑接到唐明照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即冯玉祥）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与一批民主人士会合。”王昆仑借口赴欧洲旅游，偕爱女王金陵离美赴欧，踏上回国的征途，最终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帮助下，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顺利进入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王昆仑等35位民主人士一起由解放区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董必武、彭真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之后，王昆仑投入到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中，他在董必武的带领下，参与了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4月29日，王昆仑等“小民革”的领导人在北京六国饭店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周恩来对“小民革”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关于“小民革”的指示和谈话，使王昆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让他开始考虑“小民革”下一步前进的方向。
结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小民革”领导成员的指示及小民革自身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怀着不舍的心情，王昆仑等“小民革”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小民革”多数成员已经交叉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少数原来未加入任何党派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民革或其他民主党派（“小民革”在历史上就有与民联、民促联合的动议，只是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未合并），“小民革”组织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鉴于此，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王昆仑与王炳南、许宝骙、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等7人发表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宣告：“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郑重决议，于即日起宣布本盟的终结。”王昆仑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建新中国。
1949年9月15日，王昆仑代表民联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重要法规的讨论，会上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周恩来在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主要领导人选时，几经斟酌，和王昆仑商量：“昆仑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我想请你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我这个兼职的部长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王昆仑对于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十分感动，但他完全从工作出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外交部工作，遂坦诚地说：“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你的助手吧！”
周恩来继续做他的工作，劝道：“昆仑同志，没有经验可以从工作实践中学习嘛！再者，准备任命王炳南同志为外交部办公厅的主任，准备任命阎宝航同志为副主任，他们都是和你很熟的战友嘛！”王昆仑听后详细剖析了自己的情况，再次恳请另选比自己更适合的人来担此重任。
周恩来为他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虽然没有担任外交部领导职务，但王昆仑凭借自己扎实的理论、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10月1日，王昆仑作为嘉宾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周恩来对王昆仑说：“昆仑，你还记得吗？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30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听着周恩来的话，王昆仑抚今追昔，回忆自己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艰难历程，内心感慨万千。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城楼下边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任泪水模糊了双眼，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兢兢业业为人民谋福利
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1955年起，他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协助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分管北京市的文化卫生工作，这一干就是12年。上任伊始，他就抱定决心从看病入手，解决卫生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按照北京市人大决议，到一线进行调研，提出“分级分工医疗”的具体办法，让群众就近就医，大病再到大医院，显著缓解了挂号、候诊、取药时间长，诊治时间短的问题。为了解决急重病人的困难，他指示卫生局成立急救站，并督促建设，为测试运行服务效果，还亲自躺在急救车里感受行车时的颠簸程度。他在北京市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结制定了一套户户有人负责、条条块块相结合、突击扫除与经常保洁相结合的推进群众卫生工作的有效办法。在他的努力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大街小巷环境整洁、蚊蝇极少，卫生面貌一新，一度被外国来访者赞誉为无蝇城，得到了国务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表彰。
王昆仑也非常喜爱文学艺术。在主抓北京市文化工作时，他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鼓励和支持话剧、曲艺等艺术的发展。当了解到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场地十分狭窄简陋后，王昆仑亲自到后台考察了解情况，并通过努力，把当时北京市设备最好的首都剧场交给人艺使用。他指示要对艺术精湛、久别舞台的老艺人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同时还力主振兴传统文化，挖掘、保护一批濒临绝迹的老剧目。此外，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市修葺了国子监，成立了首都图书馆，翻译故宫所藏有关《满文老档》的史料，组织力量考察曹雪芹在北京生活的遗迹，推动红学研究。
（本文原标题为《【民革前辈与新中国的建立】王昆仑：周总理称他为“不管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