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上海市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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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7 10:11 字号

70年前的今天，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活动。

1947年12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9月，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后，农工民主党上海组织积极展开如下几项工作。

（一）营救、掩护中共人员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浙东部队北撤，留在浙东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处境异常艰苦，在国民党重兵围攻、封锁下，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时值寒冬腊月，游击队仍穿着单衣，给养、弹药、药品来源基本断绝，伤病员增加，情况严重。当时在上海河南路403号有一家烟纸店，是中国共产党浙东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同农工民主党上海组织的虞键（曾任中共浙东行动大队长）、马星伟接上了头。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决定通过在沪的章伯钧转告周恩来，终于获得成功。这样，浙东游击队与上级指挥机关恢复了联系，摆脱了困境。同时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将浙东疏散来沪的行动不便的游击队伤病员和军属十余人，秘密安排在被服总厂及三分厂做工。还接受中共浙东党、军组织和苏北游击队的委托，设法购买武器、弹药、药品。买到的物资由我们护送到北站，交给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再由他们送到游击区。

1948年5月，中共宁波地下组织朱嘉铭（周明）及陈嘉祐等十余人为叛徒出卖，在宁波被捕，解往杭州特刑庭。朱的爱人赵觉凡奉组织之命，找夏高阳设法营救。夏前往杭州，配合中共组织在特刑庭内外进行营救工作。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反动派有所顾忌，营救获得成功，使朱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同志的判刑也得到缓减。朱嘉铭等终于在1949年2月先后被保释出狱。

（二）关于军事策反及搜集军事情报的活动

早在国民党于1946年挑起内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就希望农工民主党协助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农工民主党转入秘密状态后，逐渐开展了此项工作。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农工民主党配合中国共产党策动了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起义。由于策反工作异常复杂艰险，成果的取得往往是各方面力量配合的结果。策反起义成功的计有：西北军系统的赵寿山部和杨子恒（杨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他的起义得到了组织的支持）部，傅作义系统的邓宝珊部，王耀武集团军的吴化文部，冯治安属下的张克侠（中共地下党员）部，88军马师慕部，驻防湘潭的康朴部以及江防233部队部分官兵等。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策反起义成功的，有驻上海奉贤县的丁锡山部等。策动国民党部队投降成功的，有“忠义救国军”驻浙江上虞一部、上海市市长吴国帧的警卫长、上海保警一总队二大队施禅生部、三大队赵士佳部等。以上这些成果有助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于战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还须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策反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策反失败或局部成功例子也是不少的。如策动52军反正，不幸失败。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农工民主党成员刘启伦（纶）从南京警察厅得到了《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南京警察厅的兵力和装备的情报，在军令部搞到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的统计情报。这些宝贵的情报都及时地送给了中共方面，有利于解放大军横渡长江。

参与上述配合中共策反工作的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成员有曾伟、连瑞琦、王寄一、张云川、王一民、虞键、许士林、章师明、覃汉川、倪伟思、夏高阳、胡淼年等。负责与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经常联络的中共人员有吴克坚、何以端、胡静山、徐大可等。在策反工作中，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付出了沉重代价，市党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曾伟、虞键等在1949年4月5日因从事策反被捕，上海解放前夕遭到国民党枪杀。

（三）护送文化界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去解放区

1948年初，农工民主党华东和上海的组织通过成员王兰亭与中共江苏武进县委蒋建桥、江南地委张志强专员取得联系。中共江南地委与武进县委向农工民主党方面提出：如有农工民主党成员或所联系的人士要到苏北解放区去工作或学习，可以由农工民主党保送，并由中共武进县委派吴鸿祥同志为联络员，与王兰亭联系，具体安排护送事宜。这样先后护送了五十人左右，其中包括教授、名记者、音乐家、舞蹈家等。后因王兰亭被捕，农工民主党方面与苏北解放区联系中断，才停止向苏北输送人员。动员上海青年参加浙东解放区工作的，约有一百七十多人，主要是由虞键与中共浙东负责人马青联系的。

（四）保护工厂、物资、档案等工作

继辽沈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发起了淮海战役。国民党预感末日将至，命令机关、工厂销毁档案，拆除工厂机器，搬走重要物资，并胁迫工商界人士南下。

此时，严信民在解放区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带来中共的意见，希望农工民主党抽出力量，在上海、南京、汉口等中心城市，做好对工商界的联系工作，并致力于保卫工厂，阻止机器物资拆迁转移，保护档案，稳住技术人员。为此，农工民主党华东局成立了工商小组，由连瑞琦、胡淼年、万芸等组成，从事此项工作。

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会指示工委会把护厂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工委会当即在有农工民主党组织或成员的中纺厂、申新厂、顺昌面粉厂、恒丰纱厂、联勤总部被服厂等工厂中进行了动员，印发了《工人怎样迎接胜利》等小册子，号召职工“为迎接全面解放而努力”，介绍已解放的城市如唐山、烟台的护厂、护电、护车的经验，在群众中提出“护厂第一，护厂活命”，“工人不离机器”等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口号。在上海解放前夕，工委会还调集可能集中的力量进行护厂。值得一提的是，联勤总部被服总厂（是一个拥有一万五千余职工的规模相当大的军需工厂）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解放军渡江后，上海有部分富商大贾、达官贵人准备南下。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组织对有联系的对象做了工作，还大量印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城市工商业政策》、《新民主主义的工商政策》等文章，由虞键、申葆文等秘密塞到各个邮筒，通过邮局寄给国民党军政机关、工商企业以及一些社会人士。

在向工商界人士宣传时，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组织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公私两利、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些宣传，有助于一些工商界人士了解共产党政策，解除疑惧心理，许多人放弃了抽逃资金物资、拆运机器的念头。

在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工作时，突出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取得一些成果。

对虹口区公所（政府）的工作，先是由许士林负责搞组织基础。由王兰亭通过朋友关系，吸收了陈旭东、陈旭昌等数人参加农工民主党，组成小组。利用两陈与区长黄芝宇的妻舅关系，经常与黄联系，当黄表示愿意参加组织，就吸收他为成员。这个小组做了不少工作，如发给成员盖有区公所印章的空白身份证，提供农工民主党地下工作的活动场所，还掩护过起义人员祝更生的家属。

对常熟区公所（政府）的工作是由许士林领导的。该区区长王伯盘，是许的同学，许又曾在王创办的小学任过职。许发现王的朋友简恩霈可以做争取王的工作，于1948年吸收了简参加农工党。许又发现区公所下属的保干事徐加陵比较进步，而王想拉拢徐参加类似帮会的“虞社”，许就劝徐将计就计参加“虞社”。许又介绍徐和简见面，决定让简辞去原职到区公所工作。简和徐在上海解放前夕住进区公所，保护档案、财产，还使王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终于将该区政府全部档案、财产交给了人民政府。

对市警察局也做了一些工作，联系了一些人，主要有何倍荣和陆大公等，请他们保护警察局。后由王寄一把关系介绍给中共华东联络局吴克坚，由吴克坚派萧大成具体做工作。结果，警察局在临近上诲解放的日子里，在维护治安、保护枪支等方面，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上海解放前夕，王寄一对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长也做了工作，劝他保护政治犯，不要离开大陆。当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曾三次下令立即将政治犯押送舟山，该监狱长却以必须得到高等法院正式同意为理由，拖而不办。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地下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农工民主党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解放军直逼上海市郊时，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印发了《劝国民党军士兵起义》、《告人民书》、《迎接解放军》等多种传单，并将这些传单发至该地区所有机关及各个学校。

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农工民主党成员感到欢欣鼓舞。到上海解放时，上海市农工民主党成员发展到七百人左右。当年邓演达和其他先烈们梦寐以求、为之流血牺牲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

让我们继续回顾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组织机关在上海的几处重要办公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