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之：上海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曾任卢湾区第一届民建支部副主任委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大庆，值得每个中国人祝贺和回忆。我是原工商业者，出生于1926年，按农历计算已经虚度95春秋，算是高龄老人了。我庆幸生活在这个年代，亲历了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全过程。
建国前我的所见所闻
旧社会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是从属于男性的。女孩子成年后唯一出路是“出嫁从夫”“相夫教子”，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我对此忿忿不平，立志成年后和男同胞一样对国家有所建树。由于接受教育不多，接触面也不广，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爱国，发挥一个中国人的作用，让国家不受外来侵略，人民不忍气吞声毫无尊严地活着。我曾经认为像前辈那样开厂开店才算扬眉吐气，但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的。10余岁时，我随家人从盛泽家乡避难到湖州，转道在浙江桑林的小船上遭到了国民党兵痞的抢劫，存放在湖州中国银行的货物也被劫走，祖上在上海闸北开设的丝织厂也被日本人轰炸殆尽，人民根本没有生存的保障。
1943年我踏上社会，在祖父开设的打字社工作，既做会计又做打字员，也教人学习打字，本来说可以安居乐业了，但却又遭到了打击。因那时我年幼无知，到“陶公馆”（类似上海76号特务组织）去讨账，结果被一只狼狗赶了出来。1945年，我在北京西路279号租赁了一间门面，梦想能自己制造打字机，但是那时舶来品充斥了市场，我们店根本没有发展的余地，还平白无故被封了店门，被逼停止营业。其实这都是反动派企图对我敲诈勒索采取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旧社会留给我的印象。
喜迎解放加入民建
后来听说要解放了，一开始我像大多工商界人士一样感到无所适从、心情错综复杂，不知道共产党会不会和国民党一样欺诈中小企业，不知道自己的企业能不能有生存空间。但很快，这种疑虑就消除了。解放军进上海不扰民，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工商界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看来我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随后的“五反”运动让我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即使个人富裕，国家一穷二白，那还是免不了受外来欺凌，只有放弃小我，才有大我。思想变化了，心里也亮畅了，我主动配合运动的开展，不做“绊脚石”。当时政府一再申明“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我受政府支持到处现身说法，帮助业内解除顾虑，起到了一定作用。运动结束后，一度业务萧条，我们厂连开伙也难，我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用来发放工资，受到工人们的肯定。全厂上下团结一心，生产慢慢有了起色。
不久迎来了难忘的1953年，我加入了民建，成为一名光荣的民建会员。我还参加了市民青联的各项活动，与工农青年一起参观学习，根本没有因为是资产阶级而被排斥，这才体会到新社会的可爱。我觉得自己既要学习各界青年的朝气蓬勃，又要学习他们以实际行动献出青春。于是我在业内带头参加统购包销，即以低于市场价近1/3的价格把产品包销给国家，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号召。当时业内对我大有非议，认为我要出风头、争荣誉，合伙人也心有不甘。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这样做，无疑是受到民建、民青联教育后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的具体行动。
1954年第一届市人代会上，我当选为代表，随后又出席了民建、民青联中央召开的代表会议。期间，我受邀参加了民建、民青联中央陈叔通、孙晓村（黄炎培秘书）等几位领导人的便宴，进一步加深了对民建先辈们实业救国投身革命的了解，暗下决心向他们学习。从此，凡是民建、民青联安排的工作我都认真去执行。1956年2月，我被推荐为全市60位积极分子之一，前往北京出席“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且担任上海市代表团的副团长，又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我真的一心一意跟党走了，从此我成为半个公家人。我被任命为副厂长，民建、民青联一如既往让我出来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如万人检查团、四清工作队……我心中暗喜，这是工商界中的极少数，我大概已被认为是自己人了。
历经挫折终不悔
意想不到的是，文革开始了，我和我的丈夫也受到了冲击。我挺住了12年的残酷打击，始终坚信，共产党可以在千疮百孔受人欺凌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也可以排除万难重新振奋起来，让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天从人愿，“四人帮”被粉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乾坤，恢复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可以说普天同庆。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被召回到民建、青联（原青联）参加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民建按中央指示，发掘原工商业者的特长，也恢复工作，为“四化”服务。这一次我以妇女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召开的“四化”界别交流大会，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不久，小平同志做出了“人要用起来，钱要用起来”的指示。于是各地原工商业者以知恩图报的心情积极行动起来，上海就成立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我参与了宣传集资工作，还根据个人所长协助公司开办了一家爱建打字社，介绍了近30人左右的知青就业。
1982年，民建、工商联送我去了党校，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校第一次接受党外脱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学习成员中有党外人士170人。我系统地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所有文件。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政协，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工作环境变了，单位里的党员占95%左右。但我没有被歧视，也不低人一等，有职有权，成为统战政策在政协里的典范。不久全国掀起机关办三产之风，我被任命为振益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一无资金，二无货源，仅一间办公室和几位办事人员，实在是一筹莫展。思来想去，我想我只能重操旧业卖打字机（当时要凭票供应）。在厂领导的极力支持下，我才打开了市场。后发展到出口真丝围巾和真丝服装，颇有效益，基本上做到“为机关创收、为职工谋福利，为国家间接创汇”。不久，按照要求，机关要停止三产，我们就立即停办。我认为，我不负组织重托，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伟大复兴生逢其时
2003年我正式退休。试想一个整天忙碌的人一下子停下来，真有点无所适从。为此我进了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也算圆了我童年时的心愿。我的爱好在童年时家庭不允许，后来走上社会时间不允许，加上“文革”更是不可能。现在可以了，就是人老了（69岁）。从入学至今，已二十余年，我参加市级机关苍松书社、集兰书画社，天天自学临摹，迄今小有成绩，已有近十次左右被入选刊登在画册上，这是我退休后一大收获。陶敏之与画作合影陶敏之《垂钓图》
令人刻骨铭心的苦难已经过去了，老伴李正廷也先后受到外经贸的表彰，成为先进工作者。我在民建也被评上先进个人。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出国，一个已是终身教授著书立说，另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到2018年也已经退休了。陶敏之与先生李正廷近照
以上讲的是小我的获得感。从大的方面讲，国家已非一穷二白，而是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上到天上大飞机，下到海底探索，地面上高速公路高铁四通八达，边远山区在脱贫。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再出发。我认为我正处在伟大的祖国复兴的时代，我的一生生逢其时。我个人政治上没有压力，经济上不算富裕但也超过小康，一切的一切，是70年跟党走，接受锻炼经受考验而获得的。现在人老了，心没有变。我对我的祖国有信心，祖国后继有人，前途无可限量。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大家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