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仁济医院东院开业庆典。前排右二为范关荣  资料图片
范关荣（1947— ），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等。
口述者　范关荣
患者福祉永远是医者要务——这是我多年以来始终恪守的一个信念，不论作为普通医生，还是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的管理者。
在学校与医院间流转
我是“文革”以前最后一届进校的大学生，1965年考上大学。1971年，我成为仁济医院的一名医生。仁济医院始建于1844年，是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刚入职时，我在麻醉科当了5年麻醉医生，然后去了心外科。
37岁前，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仁济医院的院级管理者之一。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在新老交替中，我们这些普通医生得以走上领导岗位。那是1984年6月，我被任命为主管医疗的仁济医院副院长。此后几经调动，1990年至1994年，先后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1994年回仁济医院，担任院长；1997年回二医大，任校长；2002年再次回仁济医院，担任院长，直到2010年12月卸任，2012年10月退休。
我的人生轨迹，在学校与医院之间流转，与仁济医院和二医大的情结很深。
当时的仁济医院（现西院），位于山东中路145号，只有不到14亩土地，周围是老居民区。在这样的情况下，螺蛳壳里难以做道场，医院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比如，内科教研组，五位教授挤一张办公桌，其中一位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心脏病、免疫学专家黄铭新教授，还有一位是江绍基教授，中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仁济医院消化科创始人。这些专家在学术上都是有全国影响力的，但工作环境实在太差了。
我认为，医院管理者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具体落到实处的执行者。怎么把改革开放的成果，让老百姓有一种获得感，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敢于有好的思路、敢于决策、敢于承担责任。
浦东开发开放，仁济医院拟建东院，选址浦东新区东方路。那时，南浦大桥还没建起来，周围是一片农田。规划是给仁济医院78亩土地。市政府、浦东新区、仁济医院各出三分之一建设资金，总盘子是1.57亿元人民币。
起步总是困难的，不少员工不愿去东院工作。因为在当时大家的观念中，东院院址就是“乡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关于东院的设想蓝图，在西院的食堂里贴出方案，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原定仁济东院有78亩土地，后来，由于浦建路拓宽，要减少7亩土地，并且边上有60亩土地即将要建商品房。少了7亩土地，我们原本的建设规划都要调整，设定的重点学科建设可能也要延时，这绝对不行！
我找到了浦东新区领导，大胆提出：不如一举把边上要建商品房的60亩土地都给仁济东院，用来建实验大楼、研究中心。在当时，这一想法可谓“天方夜谭”。所幸，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召集了决策“神仙会”。会上，我向大家阐述了仁济医院建设的重要性——当时浦东仅仁济一家三甲医院，而且仁济医院有全国重点学科，所以希望能把边上那块土地出让给仁济医院。
浦东的发展，需要导入优质医疗资源；仁济西院地方狭小，始终是医院和学科发展的切肤之痛，不能再让医院的发展受到空间的限制；让全国著名专家坐在窄小的办公桌前，我不忍心，应该为他们、也为全院职工创造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在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锱铢必较的“商人”。如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由东、西、南、北四个院区和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组成，这令我感到欣慰。
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时，为了改变学校基础教育和师资队伍比较薄弱的情况，我们着力引进人才，把在国外学有所成的科学家引入学校。引进了一批专家，还拿到了3项国家973重大课题，三位首席科学家，分别是曹谊林、盛惠珍、陈竺。
曹谊林，师从我国整形外科元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涤生教授。199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美国整形外科基金会两个资助名额的其中之一，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组织工程学。在国内进行人耳鼠研究的而引起广泛讨论。
盛慧珍，从美国卫生研究院（NIH）回国后，在上海市科委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支持下，建立了上海市发育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建立了一系列干细胞研究的关键技术体系。
陈竺，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肿瘤发病基础专业毕业，从事血液学研究，参与和指导了白血病癌基因研究和反全式维甲酸/三氧化二砷诱导分化凋亡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提出肿瘤“靶向治疗”观点。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实施“211工程”，是中国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项重要措施。令我难忘的是，1997年，二医大通过了“211工程”并正式立项，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参加评估的专家，对二医大的学科建设赞赏有加。进入“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后，二医大迅速培育出一批学科基础相关、内在联系紧密、资源共享、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群、学科基地，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骨干人才和领军人物。
“医改”心结值得努力求解
“医改”是我绕不过去的心结，也始终为此不断努力着。
2004年“医改”伊始，由于医疗费用每年涨幅太大，当时的市卫生局开始实行总量控制。先安排改革试点，可是各家医院都不愿当这个“急先锋”。当时我表示，可以从仁济医院开始试点，这里就是试验田。
我们提出总量控制再加上结构调整——怎样提高医生的劳务价值、降低药品的价格，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后，仁济医院的试点成功了，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各项指标都完成得很好，能做到合理用药，此后就在全市推广。
还有医保预付制改革，当时每年上涨百分之十几的医疗费用，医保无法有效控制。2007年至2008年间，医保局下决心进行预付制总额包干到医院，超额部分医院自己承担。依旧选择仁济医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把指标分解到每个科室，核定每一张处方的金额，控制不合理的用药和检查。最后甚至结余了数百万元。
在医院的日间手术和住院医疗领域，我们也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进行改革。我们在仁济西院首先开展日间手术。一些中小型手术，能够在48小时内就出院。现在这种情况是很普遍了，当时做这些不太容易，要去争取一些政策。现在整个医院的住院天数只有七八天，跟国际上逐步接轨了。
我从仁济医院院长一职退下来前做了一件事，就是将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并入仁济医院。基础研究始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有了强强联合，基础与临床合在一起，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双赢。
上海的病人大多集中在三级大医院中，人满为患，造成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严重不均，影响效率。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未按成本收费，医院往往只能用“对策”来维持生存和发展，比如分解收费、多做检查、多开药品等。另外，全科医生培养尚处于初级状态，鲜见精准的人员选拔、后续培育等政策扶植与支撑……这些，都在期待“医改”深化。
在担任市政协委员期间，我也曾提交过涉及医改的相关提案。比如，希望更好完善医联体运作，市民可在联合体建立包含一二三级医院诊疗信息的健康档案，由三级、二级医院的专科医生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对其相关疾病及其并发症进行联合诊疗，提供治疗、康复和护理。
我认为，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必须是多层次的，能够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贴近公众，也能更好地实现预防和治疗的结合，否则，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会因此降低。
其实，挂了专家号的多数患者，看的仍然是常见病，是区级医院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患者要的是“能够看明白病的医生”。1973年，我参与带队到松江新桥农村卫生院巡回医疗，我一直没有忘记基层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求。在如今医疗设施硬件配置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医疗人才的合理流动显得尤为重要。我觉得，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会影响三级医院的运转，由于大医院门诊场地所限，不少专家的门诊并没有开足，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他们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患者福祉乃医者要务，也是“医改”的最终目的。40年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医疗卫生改革始终在路上。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民生、法律、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需要我们理性地去思考与处理问题，唯有兼顾好医、药、保（险）、患、政、企六方利益，才能使医疗卫生改革健康有序地推进。
2007年，我获评中国医院优秀院长；2008年至2009年，全国评出25名最有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我获得卓越贡献奖。说到这些，我就会想起大学刚毕业时的情形。那时，我的愿望只是当一名好医生。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医生、院长、校长等角色。我觉得，是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代人机会，不管到哪里，我都力求把事情做踏实，不断学习，敢于承担责任，对得起自己的岗位。
我常对学生说，选择了医学职业，献身精神非常重要。必须勤恳踏实，不忘初心，为老百姓服务。
（原题为《患者福祉乃医者要务——范关荣谈亲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