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从高空俯瞰上海浦东陆家嘴，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尽收眼底，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截至2002年5月底，浦东新区共引进外资项目7923个，总投资401.02亿美元  联合时报 图
王新奎（1947—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原主席、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原主任、上海市政府原参事。
口述者　王新奎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到今天，已过去近30年了。我们这一代人深切地感受到，浦东开发开放为迈向21世纪的中国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使上海成为一个充满了梦想与光荣的城市。
1982年，我从复旦大学读完研究生后，便投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迄今已有36年。我深深怀念那段在浦东这个舞台上度过的激情岁月。
20世纪80年代：一群年轻人自发搞了一个浦东开发研究室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老市长汪道涵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一群年轻人自发地集合在黄浦江畔，让幻想驰骋，勾画出一幅幅浦东开发开放的蓝图，内心充满着憧憬和激动。在我的记忆中，大约是在80年代中期，由当时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志龙发起，我们一群年轻人借用浦东沪东船厂的办公楼成立了一个浦东开发研究室。
那时，从我家到浦东去，需早晨6点半先骑自行车到浦西合肥路，把自行车扔在人行道上，乘隧道1线，经打浦路隧道到现在的浦南路浦南新村一带。然后，换乘郊区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到达沪东船厂，路上要花3—4个小时。有好几年，我们这批年轻人常常从四面八方会合到浦东，讨论浦东开发开放的必要性、可能性、名称及功能定位，浦东与浦西之间的关系，以及浦东开发区规划布局等与上海城市空间扩展相关的问题。会后，各自分工去收集世界各类开发区的资料，下一次再进行讨论。如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积累浦东开发的信息与知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已经开始摆脱单纯为拓展上海城市空间而开发浦东的思维方式，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视角去认识浦东开发的必要性，为日后浦东开发开放具体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知识与理论储备。
记得在1990年，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不久，我们这批80年代浦东开发研究室的原班人马就被召集到长乐路一幢老洋房（原建工局老干部活动室）里，墙上挂了一幅借来的大地图，大家一起用图上作业的方法研究浦东开发的空间布局规划。
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在外高桥借鉴高雄港保税区建立外高桥保税区，在金桥借鉴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建立金桥出口加工区，在陆家嘴借鉴香港中环建立金融开发区，在张江借鉴台湾新竹和日本筑波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我们这些人在80年代积累的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为上海市政府确定浦东开发的空间规划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把各种功能性开发区组团式集聚的新区规划思路，是一种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城市化、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伟大创新。此后，浦东的这种新区规划思路很快被复制到全国，在很多地方一直延续至今。
20世纪90年代：还是这群年轻人成立了浦东发展研究院
1990年4月18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公布。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挂牌成立。近30年过去了，当年位于浦东大道的浦东文化馆，那幢砖瓦结构小楼内人头攒动的盛况犹在眼前。
1993年，几乎是在浦东新区管委会正式成立的同时，由当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姚锡堂发起，我们这群80年代研究浦东开发的年轻人又会集到浦东，在浦东管委会的支持下成立了浦东发展研究院。浦东发展研究院成立不久，我就担任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在其后的几年中，除了在学校上班外，我几乎每周有一至两天在浦东发展研究院到外高桥、金桥、陆家嘴和张江之间的路上来回奔波，研究各开发区的规划和功能定位、参与“土地滚动”开发方案的设计、研究陆家嘴建设规划的遴选、探索外高桥港区合一的改革方案、调研开发园区政企分离的管理体制改革等，忙得不亦乐乎。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大约从1992年起，我就开始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课题《迈向21世纪的上海》的研究。这一研究是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背景下，对上海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城市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这一课题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上海“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方针，确定了上海“一龙头、三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
为了呼应《迈向21世纪的上海》的研究，根据浦东管委会的要求，我们浦东发展研究院也同时启动了《迈向21世纪的浦东》的研究项目。在这一研究项目中，浦东发展研究院的专家们第一次提出了把浦东发展的重心从黄浦江沿岸向东海沿岸转移的“大浦东”开发设想。这一设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逐步为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所采纳，先后在东海边布局了浦东国际机场、漕泾化工区、临港新城和临港产业区，以及洋山深水港等重大开发项目。2009年，南汇区正式并入浦东新区，新区的面积从1992年成立之初的569平方公里扩展到1210平方公里，标志着上海几代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1世纪初，我受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委托，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国务院专家组对洋山深水港建设方案的论证工作。当时，从中央到各兄弟省市，对上海提出的洋山港建设方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专家论证会上，我多次发言指出，建设洋山深水港对国家实施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和参与已出现的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还为此提交了专题的研究报告，成为专家组唯一收到的除技术论证报告以外的战略论证报告。
21世纪：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落户浦东
2000年，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中国加入WTO上海行动计划》（16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成立“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我当时任院长的上海外贸学院曾经是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直属院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着手进行中国复关和入世的研究。因此，市委和市政府就让我和王战同志负责中心的筹办工作。当时，浦东新区政府在原浦东管委会旧址，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场所和公务用车，给了我们各项筹备工作极大的支持与便利。我从中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担任总裁一直至今，转眼18年过去了，当年浦东原管委会那幢新加坡人捐助的钢架结构临时办公楼内，人声鼎沸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在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成立之初，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公务员、作为上海市政府的WTO事务咨询点接受各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政策咨询、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方面为中方涉案企业提供技术性的法律咨询服务。在这个时期，浦东新区政府和中外企业一直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2005年以后，中心的功能开始转向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参与全球多边、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提供技术性支撑的工作，我们中心一直把浦东新区的政府和企业作为最重要的观察和调研对象，浦东新区政府在贸易和投资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中心的研究团队以浦东新区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为样本，深入调研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价值链革命对我国产业的影响。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现行的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已很难反映全球价值链革命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现状。
2010年世博会期间，当时的WTO总干事拉米访问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我以浦东新区产业结构为例，与拉米总干事讨论了改革现有海关贸易统计的必要性，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同。在拉米总干事的推动下，2014年，WTO与OECD合作研发了全球价值贸易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成为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统计依据。以此为基础，2014年的APEC北京峰会上，在商务部的支持下，上海WTO中心的专家提出了建设“亚太单一窗口电子口岸”和“APEC 21国价值贸易数据库”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成员方的支持，被写入“北京宣言”。目前，中国作为项目推进国，中央政府把这两个项目的推进办公室都放在了上海。其中，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亚太单一窗口电子口岸”建设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设在市口岸办，浦东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和协调。“APEC 21国价值贸易数据库”项目办公室则设在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浦东新区为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当年我们在设计浦东开发开放方案时，这一点还没能预见到。
（原题为《黄浦江畔，澎湃激情与梦想——王新奎回顾浦东开发开放的青春岁月》）